自2014年“雨伞运动”以来,北京逐步窒息着香港的自由,四位泛民议员资格被取消及随后的集体辞职或许宣告着香港政治体系中最后剩余的民主成分也难以留存。在香港的抗争中,流亡德国的黄台仰是一个突出人物,也是被港版《国安法》通缉的六名海外人士之一,困境中的他相信有生之年一定能返回家乡。以下为黄台仰以第一人称自述。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2019年7月21号,我还记得那一天,本民前(本土民主前线)一个成员突然发一个语音讯息给我,我一听就知道是整条街的人都在喊这一句口号。我听到我的眼泪就忍不住流下来,有部分是觉得,我可能永远不能回去香港。
我叫黄台仰,我在2017年11月从香港流亡到德国,我是第一个从香港到欧洲拿到政治庇护的政治人物。
我发起的政党本土民主前线,我们认为在中共的管制底下,香港只有一条路可以把我们的民主自由保全,就是香港独立。
在中共的眼中,在香港政府的眼中,一个那么激进的政党,当然不可能可以在香港存在。
回到2014年的雨伞革命,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是现在大家叫的“和理非”,那时候我举一张A4的纸,上面写着“冷静”。我就站在示威者前线,示威者跟警察中间,向着示威者劝他们冷静。
我们看到我们和平的示威方法没有办法可以逼到香港政府去回应我们的诉求。
我们就开始去想,怎么样的方法才能争取我们的权利,才能够逼香港政府去聆听我们。
我们最后的结论就是我们需要勇武抗争。
我在2016年2月给警方拘捕。我因为一场示威,给香港政府控告了组织非法集会、组织暴动还有参与暴动,三条罪加起来,最高的刑期就是十年
2018年5月,我正式成为在德国的政治难民。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其实是我们本民前在2016年2月的补选的口号,可以说我们本民前是这一句口号的创始人。
7月21号,本民前一个成员突然发一个语音的讯息给我,我一听就知道是整条街的人都在喊这一句口号。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在德国的火车上,我听到我的眼泪就忍不住流下来。
香港人其实是因为我们过去所作出、所推动的事情,已经带起了,可能哪怕只是一点点改变,那我已经觉得我的付出是值得。
我们从香港本土开始,这一股抗争的力量已经慢慢散播到全世界不同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的Black Lives Matter运动,他们也会学习到香港的抗争模式。在泰国、白俄罗斯他们也学习到香港抗争的一些手法。我们已经把我们的抗争力量扩展到全世界不同的地方。
现在我已经在德国差不多三年了。离开了香港之后,我一直都有跟在世界各地不同的香港人联系。
我和郑文杰、梁继平、林荣基四个人组织了一个平台叫Haven Assistance避风驿。我们的目的就是把我们自身寻求政治庇护的经历分享,还有利用我们的网络去帮助想要离开香港,寻求政治庇护的抗争者。
现在我不再推动香港独立。
在香港的时候,我是一个政党的领袖,一个运动的领袖。那个时候我有责任把一个想象推广给香港人,那个时候我们的想像就是香港独立。
但离开了香港之后,我重新反思自己的定位,我在德国没办法跟很多香港人接触,特别在《国安法》之后,我也不太敢跟在香港的朋友有太多沟通,因为我害怕会把他们置于危险当中。
我觉得我在这个角色就不太适合去把一个想象,或是有太多建议给香港的民主运动。
老实说我真的想念香港每一样东西,我想念香港的人,就算香港很讨厌的天气我也很想念。我想念香港的风景,想念香港的食物,想念香港很多人的地铁站。
我觉得是有希望的。特别是去年的反送中运动开始之后,我看到香港人的坚持,我们的创意,我们的能力,我认为我们香港人可以最后赢到这一场抗争,只是时间的问题。我也相信,在我有生之年一定可以回到我的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