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闻名世界的硅谷，有一所独特的科技大学。它规模不大，也远不如斯坦佛大学那么有名。但是这个小学校却以它独特的魅力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的莘莘学子。在该校注册学习的1700名学生中，外国留学生就占了百分之七十左右。我们下面就去探访一下在该校就读的几位中国大陆的留学生。
国际科技大学的课程都是下午才开始，所以黄永灿两点钟从家里出来，开车半小时到达位于圣何塞北郊的校园。今天下午的第一堂课是黄雅东博士要给他们几个实验室的学生开例会。
来开会的还有同实验室的郭旭同学。他住在校园附近，上学来可以坐轻轨。下车后走几步路就进了校园。
黄雅东博士是国际科技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的系主任。她每个星期都要把系里几个实验室的学生召集到一起，听他们讲自己研究项目的进展情况。学生们如果取得成果和进展，她加以鼓励；如果需要帮助，她会伸出援手；更多的是对学生的问题进行指导。
黄永灿也在会上发了言，但是他对自己的英语表达不是很满意，他认为自己的语言还没有过关。
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硕士研究生黄永灿说，“最大的困难还是说，英语的跟美国人正常的交流，或者更深入的技术上的和文化上的交流还是一个比较大的障碍。因为我本身语言上面能力比较弱一点。 ”
黄永灿毕业于北京大学。他今年春天才来到美国。他和郭旭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已经39岁了，才开始读硕士学位。
黄永灿说，“我在北大毕业之后，在中国工作了十五年。当时在毕业之后一直想来美国看看。我当时已知有这个想法。我女儿我太太也一直想来美国看看。但是我直接找工作可能比较困难。刚好我又认识这边的黄博士，在她的建议下和邀请下刚好有这么一个机会。而且我觉得在ITU在硅谷的这个位置嘛，他们的课程跟这个工业界比较相关，因为我原来是做微电子和芯片相关的，我对硅谷的企业都比较了解和向往。如果我直接找工作可能比较困难，来学校修一个硕士学位对我今后的职业道路会有帮助。”
32岁的郭旭来自北京。他到国际科技大学已经快三年了，目前也在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的实验室学习和工作，攻读硕士学位。这已经是他在这个系读的第二个硕士了。和电子行业出身的黄永灿相比，他面临的挑战和困难更加艰巨：来美国之前，郭旭对微电子行业一窍不通，因为他在中国是一个医生。
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硕士研究生郭旭说，“我来美国纯粹是为了寻找机会，因为在国内事业发展不太顺利。我还是比较喜欢尝试新东西的人。我之前选择电子工程这个专业，其实我一窍不通的。然后就是来之前几个月补习了一下基础课。但是实际上还是挺吃力的。”
什么样的学校可以招收英语不太好的39岁硕士研究生，可以对半路出家的学生敞开大门？这所国际科技大学究竟是所什么样的大学呢？
国际科技大学的校长奥布莱恩博士给记者作了这样的解释： “国际科技大学是非常独特的大学。它有几个独特之处。它的地点就很独特，位于硅谷的中心。硅谷是美国发明创造最多的地方。我们的学生可以在全世界创新发明的中心生活工作和学习。另外，我们的教职工都是硅谷各个公司的管理人员，高级工程师和新技术的发明家。他们可以传授新思维和作为成功企业家的经验。在建校之初，学校的创始人想把美国高等教育的理念传达到全世界，传达到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所以，我们学校的模式是：通过硅谷的教育来实现全球发展。这就是我们的理念，用美国的科技信息帮助其他国家改善经济。这包括传播发明，开发新技术，开发干净的环境，这就是扎实的学术和非常实际的教学的结合。”
奥布莱恩博士口中的学校创始人究竟是谁呢？说起来，国际科技大学的建立和中国海很有渊源。1992年，陈树柏教授从加州圣克拉拉大学工学院院长的任上退休，两年后在圣何塞创办了国际科技大学，并任第一任校长。陈树柏教授又一个很有名的父亲，他就是号称“南天王”的陈济棠将军。陈济棠曾经是中华民国的陆军一级上将，国民政府的广东省主席，治理广东八年之久 。
奥布莱恩博士说，“陈济棠把每个儿子都送到美国来留学。他对第十个儿子陈树柏说，我希望你到美国去学工程，但是你不必马上回来。我想让你当个教授，了解为什么美国的高等教育是全世界最好的。所以陈树柏博士拿到了工程方面的博士学位，当上了教授，当上了大学里的工学院院长。当他退休的时候，他创办了国际科技大学。”
国际科技大学是所非营利的民办大学，所有的资金都来源于学生的学费。在全校一千多个学生中，百分之七十五是外国留学生，来自44个国家，其中中国学生成为仅次于印度学生的第二大学生团体。由于该校没有本科生，只颁发硕士和博士学位，所以招收的学生大都已经有了工作经验。
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主任黄雅东博士说，“因为ITU刚刚开始创建的时候，它的学生都是本地的，绝大部分都是工业界的工程师，到ITU来读研究生，读硕士或是读博士。就是等于说有一个继续教育。一般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
因为有了这样的招生传统，不拘一格地招收像黄文灿和郭旭这样的学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黄雅东博士说，“黄永灿是非常好的学生。他是北大本科毕业，当时就很优秀。毕业以后就在北大创办的公司工作，后来慢慢就变成技术的负责人，所以他有十年的工作经验。他是北大的于敦山教授亲自推荐给我的。我们就把他招过来，然后给了他全额奖学金。那他现在在这边已经是独当一面。”
在黄教授召集的实验室会议上，来参加的学生几乎都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黄教授又是如何看待中国大陆留学生的英语局限呢？
黄雅东博士说，“你知道国内的学生，他们的英语，他们的语法，就是读和写的能力都很强。他们的弱点是听和说，因为没有很多的机会。可是他们来了一年以后就完全不一样了。在这边有这个机会有这个锻炼以后，如果呆得时间更长，你就会发现他们的英语就会很好了。”
的确，在这个实验室的会议上，黄永灿也能用英语来汇报自己的工作进展呢。
在参加了实验室的会议之后，郭旭还要去上课。对于一个没有电子专业背景的留学生，他面对的挑战是不是比黄永灿还要艰巨呢？
黄雅东博士说，“郭旭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学生。他本科是学医的。他的弱点是电子方面没有基础。然后来了以后， 一开始时学习是很吃力的。还好，lab的那些学生都很强。我们lab的学生主要是清华北大复旦，北大的学生最多，给了他很多帮助。所以他还是做的不错，他的第一个master读完了，他的GPA三点六几，还算很不错了。他觉得他的基础还不够，又在读第二个硕士，也应该快读完了。他也很珍惜这个机会嘛，所以他从来了ITU后一直很努力。”
郭旭说，“但是我这种人学到很多新东西时还是比较激动的，还比较兴奋的。所以还是有动力继续学下来的。毕竟我是半路出家的和尚，如果想真的把一个知识，一门课学透，学的深入浅出不太可能。我现在就是拣些实用的学，什么能用到就先学什么。然后有些基础知识漏洞的话回家就慢慢补。”
在黄教授召集的会议上，这个侃侃而谈的学生叫杨盛。他毕业于复旦大学，又到台湾做过交换学生。他今年29岁，是博士在读生。杨盛从事的项目是无创伤检测血糖的生物电子工程。他并没有像黄永灿那样的语言障碍，或是像郭旭那样半路出家，是标准的专科出身，学以致用。难道，他就没有烦恼吗？
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博士研究生杨盛说，“我语言还好，因为我英文还不错，但是想家其实还是蛮大的一个问题。我已经有好多年没有回家过年了。最难受的就是会挂念父母。我们这一代人，大家都一样，都是独生子女。”
除了系主任之外，国际科技大学没有专职的教师队伍。所以负责杨盛这个项目的导师不是学校里专职的老师，而是从外面聘请的硅谷科技人员，平时到学校里来不了几次，一切要靠学生自己做主。这，给了他很大的压力。
杨盛说，“因为我们的目标对我们的项目会有很多限制。研究方面很多时候会有很困难的东西。有时候其实也是会对自己的能力有些质疑。责任变得完全在你身上。我们几个学生很希望说，项目如果做得好的话有一天会开发出自己的产品，自己成立一个公司之类的。如果这只是一个设想的话就有些异想天开。如果把设想当作目标的话，压力还是蛮大的。”
即使压力山大，杨盛也要努力做下去，因为他对自己的未来有美好的设想。
“其实我们很倾向如果项目做得好我们希望自己做个start-up，还是倾向留在美国。但是你也知道现在中国市场其实也很大。 如果以后我们够努力够幸运能够成功的话，当然是希望做自己的start-up，能够说公司是在这边，也会有许多机会回国，去深圳。如果公司成功的话，有可能经常去深圳处理一些制造方面的问题，这样就会有更多时间见父母。自己的想法是这个样子了，不知道命运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机遇。”
对于像杨盛这样怀揣创业梦想的学生，在国际科技大学并不在少数。奥布莱恩校长说，学校鼓励学生进入硅谷大公司实习，学习创新创业的技能。
奥布莱恩博士说，“我们学校全年都有大约800个学生在硅谷的公司里实习工作。我们还有在纽约高科技公司工作的学生，周末乘飞机回到校园来上课，周日在公司工作。这是学校的规定：学生毕业之后一定要去工业界实习，加强他们所学到的技能。”
黄教授召集的会议结束了。黄永灿要到晚上才有课，他就没有回家，而是在教学楼找到一个僻静的角落，跟远在中国的妻女视频通话。女儿九岁了，正在上四年级，最近刚换了语文老师和数学老师。不知道女儿是否适应，黄永灿有些不放心。
“Bye bye。 我一般一周跟家里视频三次左右吧。因为有时差，平时她早上起来七点，六点半到七点，她就准备去上学。我这边刚好是下午的时间，所以就跟她们作以下视频。周末就比较长时间根我女儿还有我太太视频下，了解一下小孩的学习情况，家里的情况。我还是很想念他们的。我们希望我们早日能团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