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约奥运，赛场内风云变幻，胜负难测，赛场外也看点多多，人心激荡。这次奥运前夕，俄罗斯被查出有大规模的，政府组织和支持的禁药项目，暴露了俄罗斯“举国体制”的黑暗内幕，多名运动员因此被禁赛。禁药议题在奥运期间持续发酵，多名西方运动员公开挑战俄罗斯和中国曾有禁药记录的运动员，成为赛场外的最大热点。就在今天早上，新华社承认中国游泳运动员陈欣怡在药检中被查出呈阳性，给这一议题再度加温。为何西方运动员对禁药的批评，集中在实行举国体制的俄罗斯和中国？在培养真正的体育实力方面，类似美国的民间体制和中国的举国体制，谁更有优势？
参加讨论的嘉宾是：独立评论人士，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 专栏作家，时事评论人士曹长青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 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
程晓农表示，体育比赛当中通过禁药来提升体能、从而改变比赛结果，和考试作弊是一回事，属于体育竞赛欺诈。民主国家的运动队均由业余运动员临时选拔组成，运动员如偷服禁药，往往是个人行为，政府或体育比赛的组织机构不会掩盖、庇护这种行为，运动员可能因禁药事件而中断体育生涯。但在实行举国体育体制的国家，运动队是常设专业组织，运动员领取工资，教练和队医对运动员的日常生活和药物服用有管理和控制权，如发生服药欺诈，往往可能是组织行为，前东德、前苏联就是这方面的鼻祖；在这些国家，政府和体育机构对禁药的态度是睁一眼、闭一眼，检查禁药只是做给外国看的，对偷用禁药的教练和运动员并不严厉惩处。20多年前中国游泳队有目的地引进东德的队医和禁药，也开始体育欺诈；1994年广岛亚运会中国游泳运动员被发现偷用禁药，多名奖牌获得者被迫交回奖牌并禁赛；2014年全国游泳冠军赛时孙杨因偷用禁药被查获。之所以澳大利亚运动员和媒体批评孙扬，是因为孙扬在澳大利亚还有违反当地“禁药令”的体育欺诈行为，此事被当地媒体曝光，他因此而在该国闻名。
程晓农说，一个国家的体育实力主要是看大众体育普及程度，而国际赛事奖牌数量是次要的。民主国家各级政府的一项责任是创造大众体育活动的条件，但体育爱好者接受专业训练和外出参赛往往要个人出资，奖牌则是运动员的个人或团队成就，与政府无关。所以，这些国家的体育实力体现在每所中学、大学各种运动队的活跃程度和平均实力，观看国际赛事的也是各项运动的爱好者，他们并不在乎本国奖牌总数排名第几。举国体制国家的政府则出钱包养专业运动队，同时把奖牌总数当作政府的成就，但奖牌总量与民众参加体育活动的规模无关，很多体育赛事的热心观众并不热衷体育活动，只是把爱国投射到国家队的奖牌数量上。专制国家的政府特别需要标榜自己是唯一能代表国民的当局，所以用举国体制营造国家荣誉，再把国家荣誉与爱政府的官方价值观挂钩，这是当局阐述政府权力正当性的重要方法。中国的媒体报导和很多国际赛事的观众把本国运动员夺取奖牌的数量看作是国家地位的象征，而国人的虚荣心又与体育赛事的结果挂钩，比赛赢了，观众的虚骄之心得到满足，比赛输了或者运动员遭到批评，观众就觉得“被打脸了”。
王康表示，奥运会属於西方文明源头之一：希腊文明，强调规则和理性，展现人类体格丶意志与能量，是中国人理解和接受普世价值的特殊场合。但是，中国举国体育体制来自苏联，是中共专制统治一条“战线”，直接关系到党国荣耀和安危，奥运会因此成为中国社会制度优越性的晴雨表。习近平“中国梦”更需奥运会金牌证明，2016年里约奥运会可能直接影响北戴河会议高层权力较量，因此具有特殊的政治内涵。只要中国拒绝西方主流文明，奥运会发现和颂扬人的崇高目的就只能沦为党国的工具。
陈破空认为，运动员服用禁药的丑闻，更多地发生在奉行举国体制的国家，诸如俄罗斯、共产党时期的东德和罗马尼亚，以及中国。这说明，禁药丑闻与举国体制有相当关联。举国体制的一个特点是，国家荣誉压倒一切，压倒运动员个人荣誉。运动员承受不可承受之重。通过服用禁药提高运动员成绩，表面上赢得了国家荣誉，但一旦败露，却反而损害了国家荣誉，更贻害运动员个人。霍顿嘲讽孙杨是“嗑药骗子”，让中国人心里不好受，中国民众的心情可以理解，但由于网路封锁，他们能获得的信息有限，在很大程度上，他们被官方误导。孙杨曾服用禁药是事实，尽管官方牵强地解释为“误服”。在里约，运动员纷纷抨击曾经发生的禁药丑闻及其选手，成为本届奥运会的最大亮点。这对腐败丑闻缠身的国际奥委会，也是一大鞭策。让服用禁药的运动员永远停赛，最终彻底杜绝禁药丑闻，光复真正的奥运精神，应该成为国际体育界共同努力的方向。成熟的中国人，完全可以本着“知耻者近乎勇”的古训，理性看待围绕孙杨的风波。同时，也不必过于苛责孙杨本人，他不过是某种体制的牺牲品。
曹长青表示，里约奥运中国不管赢得多少奖牌，也难以赢得世人钦佩，主要因为：一，中国是举国体制，国家用大量资金培养运动员，是“宫廷体育”。而西方国家，却是大众体育。民间自发（自己训练）运动员，而不是国家包养。用国家资金堆出来的运动员来跟大众体育的选手竞赛，这本身就不公平。二，有中国运动员用禁药（兴奋剂），这更造成竞争的不公平，更加损害中国的形象。关于中国运动员用禁药，中国最高体育官员也承认。前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在回忆录中就披露，当时（90年代初）有个共识，成绩不行就得服兴奋剂。服用兴奋剂三个原则：有用、无害、查不出来。接任他的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也在回忆录中承认，当年风靡一时、横扫国际比赛金牌的中国女子长跑队“马家军”，多人被查出用禁药。在整个九十年代，多达50多名中国运动员被查出用禁药。中国国家队随队医药组长在体委工作了35年，说亲眼目睹了运动员大量使用禁药，很多人不愿意使用但国家强行注射。
曹长青说，西方国家也有使用禁药的，比如美国自行车运动员阿姆斯特朗拿到七届冠军环法自行车赛冠军，后被查出使用禁药。但美国人民没有群情激昂，没有用爱国主义的方法来辩护。美国人民的意识里非常谴责使用禁药的行为。与中国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西方使用禁药是个人行为，而中国、东德、苏联是国家政策支持使用的。这次里约奥运，所以有澳大利亚选手和法国选手公开嘲讽和蔑视中国曾用禁药的游泳冠军孙杨，就是这种反感禁药情绪的反应。包括其他国家的选手们，也很多附和，强调要“干净体坛”，就是表达对用禁药这种作弊方式的厌恶。中国是把体育作为政治手段，把金牌作为“面子工程”。用金牌来煽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通过“大国崛起”等说辞使人民在潜移默化中认同中国，进而认同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洗脑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把“中共”和“中国”混淆在一起。最根本的问题是专制制度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禁药问题就还会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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