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过三年严格的清零政策之后，中国在11月底开始放宽对于新冠疫情控制的措施。此前，中国一直称自己是新冠防疫的优等生，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只有5200个死亡病例，远远低于欧美国家。然而专家认为，北京最大的防疫挑战也许就在放松清零之后。
中国官媒新华社12月5日发表时评，称疫情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走过，中国的应对能力在增强。
“三年来，中国医疗卫生和疾控体系经受住了考验，实现了全人群疫苗完全接种率超90%”， 文章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走过，现在奥密克戎病毒致病力在减弱，人们的应对能力在增强，这为持续优化完善防控举措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条件。”
高斯廷：清零退场缺乏规划，习近平治国一大污点
放宽疫情控制是很多人的诉求，但对于家住北京朝阳区的杨先生来说，政府不断更改的政策似乎让他的生活更混乱了。
“上周说不用强制每两天测核酸之后，检测点少了很多，但是去超市还是要48小时核酸”，杨先生对美国之音说，“上周四，零下1度（的天气），我排队排了快两个小时才测上，结果48小时没出结果！还是没去成超市买菜。”
杨先生有些哭笑不得：“我打了12345投诉，但是也没解决问题。不过这周政策又变了，去超市已经不用核酸了，只需要绿码。”
在微博微信上，也有不少人有类似的抱怨。许多地方虽然取消了遍布城市各处的核酸检测网点，但人们进入许多公共设施还需出示核酸检查结果。
大批居民被迫前往医院或是剩下的检测网点进行核酸检测。现在冬季降临，北方气温降到零度以下，网络上传出的照片显示，医院外面，出现了一眼望不到头的队伍，很多人得在寒冷中等待数小时才能做完检测。
除了测核酸，还有隔离政策以及旅游政策仍然模糊不清。很多市民在微博上抱怨，政府对于放宽疾控措施似乎准备不足, 由于政策不够明确，让人们有些无所适从。
“中国缺乏规划的退场机制将导致大量的病患住院和死亡病例，而这本来都是可以避免的”，乔治城大学法学院教授、世界卫生组织公共卫生法暨人权协调中心主任拉里·高斯廷(Larry Gostin)对美国之音说。
他认为，三年的清零政策导致中国境内人群的自然免疫力非常低，疫苗加强针施打率不足。这些因素碰上传播性极强的奥密克戎变种病毒，中国可能会出现住院和死亡人数激增的情况，特别是老年人和有慢性病的人群。
“总的来说，我很惊讶地看到中国退出清零的策略如此混乱，没有明确的计划来防止卫生系统负担过重”，高斯廷解释道，“中国应当在几个月前就开始逐渐过渡退出清零政策...我认为这将是习近平在高效治国方面的一个重要污点。”
杨大利：中国医疗和政府面临严峻挑战
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利则说，尽管晚了很多，取消动态清零是一个正面的发展。
“因为动态清零就是给地方领导，整个官僚体系，整个的医疗体系加了一个紧箍咒。所以只要把动态清零这几个字拿掉了，那么马上中国整个的体系中，上上下下各个环节大家都松一口气”，他说。他认为三年的动态清零给地方政府的经济带来很大压力，所以能够不大规模做核酸，建方舱，将舒缓地方的财政压力和执行压力。
但他同时指出，中国的医疗系统和政府系统都将面临非常严峻的考验。
“只要开始放松一点，这个病毒是不会等人的。这个传播的过程，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杨大利强调，“所以整个社会不可避免要经历学习怎么防护，尤其是从个人，从家庭的角度来学习怎么防止感染，或者是感染了以后怎么处理这么一个过程。”
中国过去三年一直致力于强调新冠病毒的严重性，以证明清零政策的正当性。官方媒体和自媒体都强调新冠最坏的消息，大量报道美国和欧洲国家新冠疫情的死亡人数，以及感染病毒之后可能带来长达数月的易于劳累、味觉丧失等长新冠症状。
“早期的时候（这样宣传）是有道理的，但是过去一年，尤其是在奥密克戎变异出来之后，实际上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芝加哥大学的杨大利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面临很大的挑战，就是怎么来指引民众比较客观的来处理目前的状况。”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卫生安全中心的阿梅什·阿达利亚医生（Amesh Adalja）也同意这一点。他认为，防疫最重要的就是让民众逐渐学会计算自己可以接受的风险，“但这个过程过去由于威权的防疫措施完全停滞了”，他通过邮件告诉美国之音。
台湾与香港的经验
香港和台湾都在此前经历了与病毒共存的初期阶段，港台的专家指出，中国可以借鉴香港和台湾的一些经历。
“香港和台湾刚开始的时候主要就是医疗体系没有办法负荷。尤其是一些老年人和一些本来就有慢性疾病的人”，台湾长庚大学新兴病毒感染研究中心主任施信如医生说。
“刚开始解封以后，势必感染的案例会增加很多”, 她通过电话告诉美国之音，“中国让我们比较忧心的一点是打加强针的人不多。所以说感染的范围会比较广，可能重症比例也会比香港和台湾高一些。”
台湾在今年5月出现大量确诊病例时，曾一度带来了急诊室爆满等问题。BBC此前的报道说，急诊爆满的原因并不是重症过多，而是民众的恐慌带来焦虑情绪，导致很多不需要前往急诊的病患都涌向急诊室。
施信如说，台湾给中国的经验就是做好疫情分流，即决定紧急治疗的处理次序和优先级别，救护运输的次序和优先级，以及病患送达的地点。
“我们看到台湾的数据，每天（死亡）几十个人里面，大概90%是有慢性病的人。那是病毒导致这些慢性病的人死掉呢，还是说在照顾上面比较困难让他们的病情更严重而导致死亡？这个就已经有前车之鉴了，所以说中国在医疗体系上可能要想一下怎么样照顾这些人，减少死亡率”，她说。
她补充说，可以先为医护人员测试抗体，让那些已经拥有奥密克戎抗体的医护人员来对有慢性病的感染群体提供更多的照顾。在她看来，台湾花了大概六个月的时间达到了一个相对的平衡，而更好的分流可以帮助减少医疗资源挤兑。
香港大学生物医学学院教授、病毒学家金冬雁在给美国之音的邮件里为中国政府提出了一些建议：“(中国放开)会有大量的病例，而且可能不止一波。教育公众至关重要，给老年人施打疫苗是当务之急。允许mRNA疫苗以及大量买进辉瑞的口服抗病毒药会挽救很多生命。必要时，组织健康的老人在方舱医院进行反向隔离。”
彻底结束清零？
路透社周一报道说，北京政府计划在周三追加10条放宽疫情的措施。随着北京和其他至少16个城市三年来首次开始允许人们不需要提供48小时核酸检测证明就可以搭乘公共交通系统，人们开始讨论中国彻底结束清零的可能性。
然而卫生专家和经济学家们警告说，这一期望可能在短期内难以实现。美联社的报道援引专家的话说，疫苗接种率必须先要提高到一定程度，医院要做好接纳大批感染病例的准备工作。要做到这一步，专家认为，可能需要到2023年中期，甚至是2024年。
芝加哥大学的杨大利说，中国在今年春夏错过了一个好的时机，因此多付出了半年的经济代价。“理想的情况下应该是今年春天的时候，相对来讲做一些前瞻性的实验，可能就做的比较好”，他说。
他解释道，今年四月上海疫情抬头的时候，上海卫生部门的人想做精准防控的一个探索，但是这个探索被非常严格的政策打断了。
“在这种情况下，不但上海探索的经验没有得到，反倒又加强了对动态清零的支持，让动态清零变成了一个政治性的口号。我们讲一个政策，它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地方可能是合适的，但有时候在它的有效性已经大幅度减弱的情况下，应该及时调整”，杨大利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这次坚持动态清零的时间可能过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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