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总理李克强“两会”上倡导地摊经济的话一出，燃起中国底层一些困难户的希望。他们开始盘算摆摊的事情，盼望地方政府落实这项新经济政策。不过，有关地摊经济的信息混乱，看来不是很容易。
希望燃起
“妈妈，我们还是摆个小摊子吧，我的‘低保’不是能长期吃的。”上海居民朱金娣的儿子沈佳君说。
为了自己残疾儿子的补助和生计，朱金娣对美国之音表示，已没有精力再和地方政府纠缠，李克强的话毕竟为她家带希望：“我到街道去说了，李克强不是允许我们可以摆地摊了吗？我们也不愿意为了一百块钱，两百块钱和你们政府纠缠，让我们自食其力吧，摆个小摊头，给我们一个地方。我的儿子受迫害致残，到哪里去找工作？没有一个地方要，正常人和没有什么毛病的人现在找工作都难。”
算笔细账
朱金娣是上海市浦东新区人，2008年因与政府就拆迁补偿未能达成协议，私房被强拆。期间儿子失业，并在邻里纠纷中精神受刺激，生存艰难。街道后来在2010年发给沈佳君900元“帮困补助”，今年沈佳君还拿到每月1160元低保。
李克强“两会”上说，全国6亿人每月人均收入1000多块人民币。沈佳君的低保收入，与这个平均数大抵相当。朱金娣说，1000元是个平均数，有人可能不到一月1000块，也就几百块，或者没有收入，他们怎么生活？
朱金娣说，儿子2020年5月刚拿“低保”：“1160元低保不是长期吃的，3个月或者几个月（要核准一次），要求限制你家电费数量，等等。我孩子身体不好，夏天开空调，每月至少300多块钱电费吧？用了这个就没有吃的了。还要看病，房子管理费呢？如果只是吃饭1000块还可以，油盐酱醋水电煤，出门乘车子，两块钱最起码，来回四块钱，在上海绝对不够用。”
一路走来
朱金娣是上海老上访户，除为儿子生计着急，自身因房屋拆迁补偿纠纷曾常年北京上访，直到人麻木了，入了教会。她说，也希望能摆地摊，贴补家用。很多像她这样人，例如“老三届”中的人，都有这个想法。
回忆走过来这些年，朱金娣说：“我已经看透了。小时候光脚没有鞋子穿，60年代困难时期，捡菜皮。我们家姊妹5、6个，家里穷，条件不好嘛，只能跟父母去捡菜，有时捡到好菜自己吃，别的卖给人家养猪场，这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大了点儿赶上文革，没有念什么书，文革出来后上山下乡，下放回来后又下岗，房子明明住的蛮好，又要动迁，本想靠自己的双手……”
李克强地摊经济概念使朱金娣母子二人看到“人间烟火”。她说，她卖过水果、茶叶蛋，还曾学过老式摄影冲洗技术。如果能够摆摊，可以继续卖水果，或者小商品之类的东西。
导向多变
上海市城管执法局印发《优化营商环境的指导意见》，称将支持“新消费业态发展”，支持特色小店“外摆位”经营，对外摆时间、范围等实施精细化管理。
然而，市里的宣传和下面实施似乎不一致。朱金娣说，我去询问摆地摊的事：“街道直接就说，‘没有，不可能的’。我对他们说，这是李克强说的，街道的人会说，‘（李克强）他们说话算什么？’”
中共党媒人民日报说，“地摊经济升温不能发烧” 。央视称，一线城市不宜推行“地摊经济”！“简单化一哄而起地让‘地摊经济’在一线城市野蛮生长，看似能解一时之急，如果此风猛吹，后患无穷” 。《北京日报》表示，地摊经济不适合北京。
6月13日，人民日报最新评论员文章呼吁，“解决好群众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扎实做好下岗失业人员、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
地摊政治
地摊经济问题是否折射中国高层分歧？能否解决中国严重失业，缩小巨大的贫富鸿沟？不是很快进小康了吗？
被上海市和区街道的矛盾说法弄迷糊了的朱金娣表示，“看不懂，麻木了”。
山东烟台居民赵文章说：“以前共产党最反对地摊，借助城管扫除之，说影响市容，现在反过来又提倡这个，不叫摆地摊他们说得振振有词，叫摆地摊也说的振振有词，这么好的政策，为什么不早实行？我对地摊经济不看好，解决不了严重失业问题。”
南京居民孙银之说，南京地摊经济似乎比较突出，“但是，我觉得，假的还是比较多，并不是普通老百姓就可以去。你要申请啊，办手续很多，那些真正需要通过摆地摊赚取生活费的人反而没有参与。以前摆地摊被抓的人都被请回来，但是，这些人也不敢摆啊，或者人家早就不摆，工具都没有啦，还要去进货，人家不愿意，都已干别的事去了。”
孙银之说，地摊经济是“政治秀”，目的是摆脱失业危机的社会压力。如今摆地摊同30年前改革开放初期早已不能同日而语。地摊上卖的很多东西，网上可以买和快递。如果地摊商品比网上还贵，谁还去买？如果价格低廉，摆地摊的人怎能生存？
至于说有关地摊经济的舆论混乱暴露习李矛盾，孙银之认为：“绝对不是，有矛盾在中国不敢这样公开（表现），在中国不是那样的。如果真有矛盾，他绝对没有这个胆量用这种方式，不可能的。”
地摊经济发展趋势如何还有待观察，全国各地情况不尽相同。然而，对朱金娣来说，眼下她不能回避的是如何保住儿子“低保”，贴补养老。如果地摊摆不成，接受过洗礼的她，或许只能从教会获得“喜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