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财长保尔森是美国最著名的中国通之一。他担任高盛集团主管期间去过中国100多次；任美国政府财政部长期间，主导了美中经济战略对话。他与三任中国国家主席打过交道。他最近出版的新书《与中国打交道》不仅对美国如何处理美中关系有深入分析，而且还记载了很多他与中国领导人交往的轶事
奥巴马处理亚投行有两个错
美国应该如何处理与崛起的中国的关系是他新书的主题。在最近为他的新书举行的介绍会上，他被问到上述问题时，他以奥巴马政府处理中国主导的亚投行为例，批评其处理不当。他说，“我们犯了两个错，第一，不参加；第二，如果要斗，得确定会赢，而现在却在冒输的风险。”
保尔森说，要美国国会通过任何支持中国的议案都是非常困难的，这是事实。但是，奥巴马政府应该说：“我希望成为观察员，愿意与你们合作。”
保尔森认为，习近平不会等待美国宣布中国为强国，“他说我就是强国，他会做包括美国在内的其它强国所做的事，留下自己的印记。”
于此同时，保尔森也表示，他本人也认为现存多边国际机构，如世界银行，并非在基本建设方面能产生更好的决定，而在这方面中国是领导者。因此他认为，“美国应该成为中国在发展中国家基建项目方面的合作伙伴。”
保尔森不认为中国建立亚投行是要建立自己的游戏规则，挑战美国等西方国家。他说，“中国是很自然地准备使用自己的经济实力、贸易和投资，通过建立影响来达到其经济和国家安全的目标。我们不应该认为这是竞争，我们是领导者。对我们而言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做好，要完成与中国的双边贸易协议，更活跃、更有策略、更明智。当他们做的事情我们不参加时，我们应该寻求加入并与之合作。”
保尔森在书中写道，对来自中国的强大挑战，美国需要有清晰的、协调的和一贯的策略。
美国人对中国崛起的共识正在磨损
他承认，过去相信中国崛起有利于美国的人现在开始产生怀疑了，“我没说共识已被打破，但正在磨损”。他认为，美中关系今天变得更加复杂和困难，也因此美中关系“甚至更加重要，因为如果我们和中国合作，重大国际问题的解决就容易些，反之会更加困难。”
最近，亚洲协会举行的保尔森新书《与中国打交道》介绍会是一场老少两代中国通的对谈。向保尔森发问的是《纽约客》杂志前驻华记者、《野心时代：在新中国追逐财富、真相和信念》的作者欧逸文。
美国总统候选人少说中国为佳
欧逸文问道：“你希望2016年竞选总统的候选人对未来的美中关系说些什么？”保尔森答道：“恕我直言，我希望他们在竞选时说得越少越好。”他的回答引来观众大笑。
保尔森解释说，没有哪个总统候选人会在竞选时说中国人喜欢听的话，但他们通常说的和做的是两回事：“历史显示，每个候选人在竞选时说得很吸引人，但他们成为总统后就会认识到，如果要做重大的事就要与中国打交道。所以，我希望他们竞选时少说为佳。”
欧逸文说，中国的经济目前处于自改革开放以来最复杂的阶段，增速为9年来最低。保尔森说，中国经济要重新启动，“必须做到减少出口，减少政府对基建的投资，因为地方财政系统已经破损，债务增长高于GDP增速，而关键的是如何减少经济增长对地方政府投资基建的依靠。”
在小布什政府任内应对过美国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保尔森在书中森警告：“不是如果的问题，而是什么时侯，中国的金融系统，尤其是信贷公司，将面临清算，必须应对一波信贷亏损和债务重建的浪潮。”不过他表示，他对中国领导人解决这一问题而不损及经济有信心。
保尔森认为，中国要解决高质增长和就业压力就必须进一步开放经济，开放竞争。他说，如今中国70%的工作岗位来自私人企业，但仍有很多部门没有向他们开放竞争，虽然政府正在去除某些管制，但国有企业仍享有多种特权，“所以我认为，关键是在金融、电信、能源等领域给私营企业开放竞争。这就是为什么我大力推动双边贸易协议，其中一条就是开放竞争，它不仅对美国有利，也对中国的改革派有利。”
中国不是威胁，美国的体制才是
保尔森说，令他吃惊的是很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可能发明了一个更好的资本主义制度，他们会抢走美国人的饭碗。保尔森说，这是不可能的，“我告诉他们，中国不是威胁。我们自己的政治体制是威胁，如果我们不应对一些我们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他补充说：“把中国当作替罪羔羊并不利于解决我们的问题，或是民主党指责共和党，共和党指责民主党，我们喜欢找替罪羔羊。但是我们需要改革我们的体制却是无法掩盖的。”
曾在2006年习近平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就与之有交往的保尔森认为，习近平是个改革者，相信私有经济，“他是私营企业的忠实信徒（big believer）”。
欧逸文说，习近平现在是中国权力最大的领导人，但对美国人来说他仍是个迷，因为他一方面大力推进经济改革，一方面却在政治上采取更严厉的控制措施，这看上去像个悖论。他问，习近平是否对两者的关系有其内在连贯的计划？
习近平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推动改革
保尔森说：“在美国人看来两者是不一致的，你怎么可能开放经济、让市场起决定作用，同时却收紧政治空间，严控媒体和互联网，这看上去是冲突的。但是，对习近平而言，理解他的关键是，他把中共视为稳定的根源，他认为只有这个体制有足够的力量推动改革。”
保尔森说，“坐在这里你是无法理解的，我在去中国之前我都不理解。我认为在历史上没有一个领导人试图一次性进行那么多规模如此巨大的改革，因为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你看到，是对一个正在失去动力的经济模式重新启动10兆美元的经济，还有城镇化模式，未来25年将有3亿农民进入城市，这是全球最重大的事件。而习近平说，我来承担这个领导角色。”
保尔森认为，习近平反腐是真实的，因为“没有反腐我不认为其它事情可以继续进行下去。” 而且他说，习近平首先认为，腐败会毁灭共产党，但他也承认，习近平反腐“是他从工具箱里拿出来可以达成共识、巩固其权力的锤子。”
保尔森书中记载了一些他与中国领导人打交道的逸闻趣事，比如，周永康来纽约时利用一个晚上的空余时间，上了有名的牛排馆，还看了一场电影《铁达尼号》；而保尔森建议美中举行经济战略对话的讯息就是托周永康带给时任国家主席的胡锦涛的。
他回忆了1991年由还是香港商人的董建华陪同去见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他说“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一开始就说了很多英文名字的美国公司，IBM, Boeing,然后他说，我们必须学习美国的会计制度，他看着我说，‘资产等于负债加上所有者权益’。一个共产党总书记居然可以背出这个，我知道克林顿总统很聪明，但我不确定他是否知道这个。我想可能他们希望跟我们做些事情，后来我们的业务很快扩大了。
他还说到了上世纪90年代，像前总理李鹏这样的党内保守派，对他这位美国银行家保持着警惕。他说：“那是最早的一笔交易，是一个合资项目，把中国电力公司公开上市，我们已经得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已经开始做市场销售。然后，我们为此开了一个研讨会，谈到18%的回报是不确定的。当时总理李鹏在场，他女儿到他父亲那说，这帮西方人要的太多，成本太高，然后这个交易立刻叫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