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鹿毒奶粉案家长到香港索偿

三鹿集团毒奶粉案中，四名「结石宝宝」的家长入禀香港小额钱债审裁处，向三鹿集团其一大股东新西兰恒天然集团在港注册公司，合共追讨近 8.5万港元赔偿，案件于5月4日首度开庭。四名申索家长为周雄、李洁丽、叶红波及陈璐，来自河南及湖北，其中三个家庭未能赶及申请证件来港，昨天只有陈璐应讯，并代表其他家长。四名「结石宝宝」分别为三男一女，年龄两岁半至三岁九个月大，他们的家长申索的金额 在1.2万港元至 3.3万港元不等。最后，审裁官严舜仪要求申索人提供报告，证明婴儿服食过有关奶品后所受的伤害，而有关伤害须与三鹿集团延迟 40天通报有问题奶粉的行动有关，并要求提供报告的来源。法院定于5月25日决定是否接受审理这个案件。

*恒天然难逃被追讨责任*

陪同有关家长到香港提出诉讼的中国律师彭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大陆当局只对三鹿集团有毒奶粉事件作过刑事判决；从来没有民事方面的诉讼在中国成功进行。他解释，自去年11月底开始，他们也尝试过多次向中国法院提出对其他三鹿集团股东提出民事索偿，但结果都是石沉大海。彭剑说，在发现恒天然品牌（中国）有限公司是在香港注册后，他们便决定到香港的小额钱债审裁处提出诉讼。他说，三鹿集团毒奶粉案在08年9月中爆光；恒天然集团公司也公开承认早在当年8月2日便知道这事故存在，它知情不向外公布，难逃被追讨的责任。

彭剑说：“它作为一个大股东，在它知道产品存在危害，对婴幼儿、广大消费者存在危险后，奶粉的生产商不作为的情况下，它作为第二大股东，它没有采取有力措施，防止这个危险继续扩大。我们认为它是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的。”

*恒天然在三鹿销售有毒奶粉同期分红*

彭剑还说，恒天然集团公司在06年注资三鹿集团，有毒奶粉事件则开始于07年，前者在同一期间分红收取投资利润，所以也应为销售有毒奶粉负上责任。

他说：“恒天然它所收取的相当一部分投资利润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源于销售有毒奶粉的收入，那么从道义上来讲，它应该对相应的受害者进行采取一些必要的、一定的补偿措施。”

北京律师彭剑表示，其律师团正在处理 200宗同类个案，申诉人平均索偿额 2.5万元，合共 500万港元。他希望审裁官能受理，并成功申索，使其他个案也能陆续到香港申请赔偿。

对于这种到香港追讨索偿的做法，维权组织以及法律学者都有不同的看法。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执行秘书潘嘉伟表示，案件是否被受理，其细节要由法庭来判决。他称，这宗案件所涉及到的司法管辖权议题，也是由法官来决定。潘嘉伟表示，香港司法制度非常成熟、良好，有关官司是可行的，可以用香港司法途径解决，引起中国国内关注。他提到，从审裁官要求更多资料这一点看，已证明了香港司法体系优良的一面。

*香港法庭重视证据*

潘嘉伟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讯息，给予国内的朋友看到，现在香港法院的法官，还未正式决定是否在小额钱债审裁处去处理案件，但已很认真地处理了当时人的证据。这是一个很好的榜样，让国内(法官)学习，我们香港的法庭是何等的重视证据。”

潘嘉伟还说，正是由于有毒奶粉家长得不到应有的法律保障，他们才将战线转移至香港。

他说：“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已经对国内的司法制度非常失望，他们动不动，没有特别的理由，就不立案。我们很质疑，为何国内的司法制度可以这样的离谱。如果从民事诉讼，法庭说这法庭可以不立案，它可以不给予任何的理由，就不立案。若是这样，每一个人都不能透过法庭去解决事情的话，这些社会纷争与社会不公的，那受害人还可以透过什么途径去争取他们的赔偿呢？”

*案件涉及中、港两地法律制度*

不过，中国政法大学客座教授王友金指出，这起诉讼相当复杂，牵涉到中国与香港的两种法律制度，需要很多证据，才可以在香港受理。他解释，有关受害家长必须证明，其婴幼儿受害的奶粉产品是与香港有关，纵使不是香港生产，最少也是在香港代理；被告一方也要跟香港有关。

王友金说：“我们两地的法律不一样。国内法院判决的案件，如果跟香港没有关系，也就是说，涉港的关系，没有这个因素的话，如果要来香港的法院来上诉或是起诉，我相信法院不会授理。因为这毕竟是我们两个地区法院的管辖权不一样，所以香港的法院不能去管辖大陆已经判决的案件。”

*不能以申冤为由立案*

王友金还说，若仅是提诉一方认为香港有较良好的司法制度，希望提出诉讼，这便是政治考虑，香港的法院不会接纳。

他说：“如果没有这些因素，单单是原告认为判决不公平，他们受了冤枉，所以认为香港的法治是健全的，所以要带来香港去申冤，去寻求正义的解决，我相信不可能的。”

此外，被告恒天然品牌（中国）有限公司昨天派出法律顾问代表。恒天然集团昨发声明指，中国已设立赔偿机制处理索偿个案，申索人有权在内地提出申索，指本案申索并没有法律依据，不应在香港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