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继几年前公开“巴拿马文件”和“天堂文件”之后，周日（10月3日）再次曝光“潘多拉文件”，揭露更多全球政要和富豪隐匿财富的情况。相比揭露多位中共高官亲属离岸资产的“巴拿巴文件”，“潘多拉文件”目前公开的59位全球政客的资料中，只有中国一位全国人大代表，以及两位现任政协副主席的前香港特首。
此次“潘多拉文件”涉及14个离岸服务公司的近1200万份文件，是有史以来泄露规模最大的离岸金融文件，为何几乎没有中共官员上榜？是中国“打虎”显成效？还是中国权贵另辟他径？
数十位世界领导人躺枪，中国政客寥寥无几
总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周日披露的“潘多拉文件”，揭露了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30多名公职人员的秘密交易和隐藏资产的情况，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捷克总理安德烈·巴比斯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等35位国际领导人的离岸财富。
国际调查记者联盟说，此次调查由全球150家媒体600多名记者参与，史上规模最大，揭露的离岸账户持有人数量也是“巴拿马文件”揭露的两倍多。新材料来自14家独立的金融服务公司的2.9万个离岸账户，这些公司在瑞士、新加坡、塞浦路斯、伯利兹、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其他国家开展业务，业务时间跨度主要在1996年到2020年之间。
国际调查记者联盟五年前曝光的“巴拿马文件”是总部设在巴拿马的莫萨克·冯赛卡律师事务所（Mossack Fonseca & Co.）从1970年代到2015年间的1150余万份内部文件。那些文件揭露了140多位国家政要及其家属从未曝光的离岸资产，其中涉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等八位现任和前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他们的亲属被曝在海外避税港拥有离岸公司。还有至少十多位中共副部级和省级官员也疑似牵涉其中。
不过在“潘多拉文件”现有公开的资料当中，几乎没有中国高级官员的身影。上海棋森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冯琪雅是唯一上榜的来自中国大陆的政客。1974年出生的冯琪雅2013年到2017年是河南省人大代表，2018年成为第13届全国人大的河南省代表。
据中国媒体报道，冯琪雅在2020年的全国两会上曾提出提案，建议对各类经济体同罪同罚，并加大民营经济违法行为立案和侦查力度，遏制民营企业贪腐。她在2019年的两会上建议恢复强制性婚检。
“潘多拉文件”显示，冯琪雅2016年在英属维京群岛成立名为Linkhigh Trading Ltd的公司，目的是投资美股。公司资产价值约200万美元，来自冯琪雅的房地产事业。Linkhigh Trading在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SEC）登记在案，但SEC纪录显示公司没在运作。
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前香港特首董建华，以及同为政协副主席和前香港特首的梁振英，是“潘多拉文件”曝光的另两位与中国有关的政界人士。
据参与“潘多拉文件”合作调查的唯一香港媒体《立场新闻》报道，董建华及家族成员涉足至少72家离岸公司，其中董建华本人拥有2005年3月卸任特首后设立的7家，包括1家拟用作开设汇丰银行帐户，处理估计价值100万美元的流动资产。
梁振英则在担任特首期间，通过两家离岸公司，迂回持有一间戴德梁行日本业务公司的3成股权。梁正英2015年12月以20万英镑将股权售出，而他当时正在接受廉政公署调查，但他并没有申报这些信息。
中国权贵更收敛？更狡猾？
美国执业律师、时评人高光俊认为，此次“潘多拉文件”中披露出的中共官员之所以寥寥无几，可能是由于“巴拿马文件”曝光后，中国政府做了很多工作，使得有离岸公司和藏匿财富的官员更加收敛了一些。
《中国纪检监察报》去年曾刊文警告，境外不是资产转移的天堂。文章说，中国的相关规定要求公职人员及其配偶子女在境外工作、生活、留学，以及在境外拥有存款、房产和投资的都必须申报，2017年中共的相关规定强化了对“裸官”的从严处理。
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对美国之音说：“国际记者的追踪，中国反腐力度的加大，使得中国权贵藏匿财富的行为更加收敛或更加狡猾。”
他认为，中国权贵在离岸藏匿财富应该是一种普遍现象，此次“潘多拉文件”没有涉及很多中国权贵，也有可能是新文件中披露的地点和公司并不是中国权贵所使用的。
总部在纽约的尽职调查公司China Six调研部主任、前美联社驻北京记者欧蕾珊（Alexa Olesen）曾是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成员，负责“巴拿马文件”项目中国部分。她不认为此次调查揭露出来的中国权贵人数少，与中国的反腐有很大关系。
她指出，“潘多拉文件”覆盖的时间与此前的“中国离岸金融解密”（China Leaks）、“巴拿巴文件”和“天堂文件”覆盖的时间有重叠。不过她也猜测，这可能与客户偏好有关，“也许他们使用的是此次泄密文件中没有提到的其他服务提供者。”
反腐运动组织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调研和政策专家玛依拉·马蒂尼（Maíra Martini）对美国之音说：“‘潘多拉文件’只是冰山一角，我们对于离岸财富的数额以及受益人所知甚少。有成千上万的律师、会计师和独立信托公司帮助他们的客户创建和管理离岸公司和其他法律实体。”
欧蕾珊说，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在报道中提到，在“潘多拉文件”中，俄罗斯、英国、阿根廷、中国和巴西是离岸账户受益所有人最多的国家。“这看起来像是，泄密文件中确实有很多与中国有关的文件，但是容易确定的中国精英不多，”她对美国之音说。
高光俊也认为，“潘多拉文件”没有曝光出来，并不代表中共官员就是清白的，而有可能是一些运作变得更难以被发现。
他对美国之音说：“海外的运作，我相信他们是转了很多很多弯，就是离岸了很多次，公司变了很多次，……让一般的侦查很难发现这是中国某某一个官员的。”
参与“潘多拉文件”合作调查的美国媒体《连线中国》（The Wire China）在相关调查报道中说，“潘多拉文件”揭示出中国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如何通过设立“可变利益实体“（VIE）的离岸公司架构，在海外进行融资、收购兼并以及技术转让等活动。报道中提到阿里巴巴的高层管理人员设立了多个离岸实体，用于收购和融资。
报道还提到几位中国富豪的名字，包括亿万富翁、日照钢铁实际控制人杜双华如何在承认行贿之后，力拓集团仍然继续与他交易；还有一名中国人如何在为美团创始人提供建议后获得价值5600万美元的美团股票，这些股票存在一个离岸信托之中。
据了解，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及其合作的媒体和记者还在继续挖掘“潘多拉文件”海量文件中的信息。
国际调查记者联盟表示，他们正在计划将“潘多拉文件”中的数据整合进该组织的离岸文件数据库（Offshore Leaks database）当中，并且预计在未来几年还会有新的发现。
中国媒体静悄悄
与之前相同，在中国几乎没有“潘多拉文件”的相关报道，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也搜不到相关讨论，只有与潘多拉文件同名的拉美小说的讨论。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推特上用英文说，这些文件的披露有美国和西方情报部门的参与，并称“他们在为政治干预发展中国家制造新的工具。”
当年“巴拿马文件”曝光时，《环球时报》也曾发表过类似的社评，称文件是西方情报机构用于打击非西方领导人，维护西方意识形态的手段。但是那篇社评很快被删除，北京对相关内容进行屏蔽，官方几乎没有做出过回应。
杨建利说，虽然“潘多拉文件”没有涉及很多中国权贵的名字，也没有具体打击到他们，但是这些文件曝光的本身“就是对中国权贵整体造成一种威胁”，因为他们有不想让外界知道的秘密，如果调查范围和力度加大，很可能就会牵出很多的权贵。
香港前特首梁振英星期一在脸书发声明回应称，《立场新闻》的报道有误导成份，已交给律师处理。他称，申报制度的要求是申报直接持有的公司股权，下面各级子公司的股权持有及股权变动不必申报。梁振英还称，在制度要求以外主动作出额外安排，将所有股权放入由专业人士管理的信托，他本人不行使作为（包括日本公司）股东的决策权。
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在官网上表示离岸公司也有正当用途，因此文件中披露的人和公司并不一定违反了法律。
一个公司或基金可以合法地离岸以谋求低税率，或进行商业融资、兼并收购和纳税规划等活动，但是如果离岸公司用于隐藏资金来源或其实际所有人，或用于洗钱或逃税，就是非法的。
《纽约时报》的报道说，名字出现在“潘多拉文件”中不一定代表这些政要和富豪从事不法，但因文件揭露某些政治领袖能在多大程度上避免财富遭课税及逃避公众问责与审查，因此仍值得外界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