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医务工作者占全球医务人员总数的70%，因此受新冠病毒疫情冲击也最严重，加剧了全球妇女的不平等境况。妇女健康权益团体呼吁采取干预措施，强力将妇女群体引入政策决策过程。
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后不久，有一种观点认为新冠病毒是一架“巨大的均衡器”（ The Great Equalizer），它横扫全球、感染所有人，毫不区分贫富、种族和性别。不过，一些统计显示，在美国的非洲裔美国人新冠病毒病死率高于其它族群；而在世界范围，则是妇女遭受更大的影响。
联合国的一份政策简报说，尽管妇女占全球卫生劳动力的70%，但是新冠疫情爆发后，随着全球各地医院进入危机模式，这些女性医务工作者所需要的关键资源：生殖健康服务、产妇护理等等可能被忽视，甚至落空。而这种情况反过来又会导致更多的产妇死亡，以及少女怀孕和性疾病的传播。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UNFPA）性别问题高级顾问莱拉·沙拉菲（Leyla Sharafi）日前在华盛顿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远程研讨会上表示，新冠疫情扩大了现有的不平等；虽然新冠病毒没有区别和歧视，但是它所造成的影响确实构成了一种歧视。
沙拉菲说：“我们知道，数据已经向我们表明，成年男性和男孩在感染新冠病毒后病死率方面，可能受到不成比例的影响。而社会和经济影响对妇女和女孩确实是破坏性的。”
美国医学院教授认为，目前受到病毒不成比例影响的人，正是医疗卫生系统中历史上就没有被充分照顾到的群体。目前疫情形势要求我们必须将无症状者和有症状者进行阻断隔离，这实际上就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被包括在内。但是我们的医院做不到，这对许多女性医务工作者来说，的确造成了不公平的待遇。
哈佛大学医学院妇产科和生殖生物学教授内尔·沙阿（Neel Shah）在研讨会上说：“我们需要有同情心。这意味着当社区里的人或卫生系统中的人，从事这种艰巨和有风险的工作时，我们应该努力去理解他们。他说，这并不是说，我们总是要同意他们的观点，而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建立沟通和理解的桥梁；在没有可能的情况时，我们则应该准确地了解差距在哪里。”
鲁帕·达特（Roopa Dhatt）医生是“妇女全球健康”（Women in Global Health）创始人兼执行主任。
达特医生也在会上说：“当我们提出性别平等问题，并挑战主要由清一色男性主导的应对新冠疫情决策机构时，我们经常会被告知，现在不是对性别问题进行特别恳求的时候，再或者就是告诉我们说，没有合格的女性。”
达特医生认为，实际上许多女性的确是专家，她们知道解决问题的办法；她们实际上在领导着这场抗疫的战斗。人们已经看到和听到了，对女性政府首脑以不同方式应对疫情的认可；这些女性领导人表现出了更多的合作、更多的社会凝聚力；她们更多地关注社会保护，远离分裂性的政治。
达特医生呼吁，社会应该注意到这样的一个现实：妇女占医疗卫生劳动力的大多数，但她们仍然集中在地位较低、报酬较低的工作，几乎主要是前线工作；她们不是坐在决策会议桌上的人。
达特医生说，在全球疫情大流行期间，从卫生系统的角度来看，需要采取干预措施。这意味着要“真正确保将多元化以硬件连接的方式引入决策过程，为我们的政策提供信息，为我们的干预提供信息”。只有这样，才有助于解决根源问题，打破几百年来的不信任，重建信任。
另一家非政府组织“全国妇女和家庭伙伴关系” （National Partnership for Women and Families）主席黛布拉·内斯（Debra Ness）也对媒体表示，新冠状病毒危机暴露了系统中的许多裂痕，加剧了长期存在的不平等。仅以性别薪酬差距为例，女性薪酬比男性大约低20%；估计美国全职工作妇女每年集体少得9千亿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