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内阁周二（4月4日）会议决定从今年11月1日起，实施《外国人技能实习制度适正化（合理化）法》，加强对企业雇佣外国人技能实习生的监督功能，务求改善外籍劳工在日本遭遇剥削和虐待的现状，以及制度本身在日本内外已构成的恶劣形象。
日本内阁决定实施的《外国人技能实习制度适正化法》，是从今年11月1日起，日本企业雇佣外籍劳工要向今年政府厚生劳动省和法务省合作成立的“外国人技能实习机构”申请实习计划，经批准才能雇佣。
日本政府这一加强管理企业雇佣外劳的举措，既是为了改善日本经常揭发外劳遭剥削或虐待案，也是为了加强防备以中国人为主的外劳失踪案，导致这一实施超过30年的制度已成日本内外广泛恶评的问题，务求改变形象。
挂羊头卖狗肉
“外国人技能实习制度”的前身是1981年日本制定的“外国人研修制度”。二十世纪60年代后期起，日本企业为了把在海外（主要是发展中国家）雇佣的当地人送回日本短期受训，日本制定外国人研修制度，作为一种工作签证依据。
外国人研修制度很快变成日本农、林、牧、渔、工业的中小企业雇佣外国人从事人手不足的3K（日语肮脏、危险、艰辛的发音）工作手段，1983年日本有超过1万名外劳，2015年递增到19.3万人，去年上半年就有21万人，主要来自中国，近年还有越南等东南亚国家。
80年代日本传媒已开始揭发一些铸铁厂、菜园等毫无技术可学的企业老板、农场主为了防范外劳因待遇差和工作辛苦而逃离，扣押护照、扣薪强制储蓄等引发的劳资纠纷。
1993年，因倍受批评，研修制度易名技能实习制度，但实质依旧。1997年日本把原来1年签证期延至3年、最多可至4年，更使得该制度已远离初衷，完全变成雇佣外劳制度。利用该制度的约9成是中小企业，规定的74业种包括农林牧渔、建筑、木工、缝纫、染色等。日本厚生劳动省去年调查全国5173家雇佣外劳的企业，违反外劳基准的就有3695家。
另一方面，外国人借打工为名，来日本非法居留的个案迅速递增。据法务省说，2011年失踪的外劳为1534人，2015年递增到5803人，其中中国人占最大比例，5年来已超过1万人，其次是越南人和缅甸人，法务省疑虑非法居留可能令日本治安恶化。
涉及权钱交易
但这个千孔百穿的制度至今不但毫无废止迹象，而且经政府审议会、研究会等再三修饰，还有扩充成为日本引进外籍护理、外籍女佣的主流趋势，并打算延长签证。
2000年东京检察厅特别搜查部调查日本国会讨论延长外劳签证时，时任厚生劳动大臣的自民党议员村上正邦收受东京一个中小企业经营者福祉事业团体的5000万日元（约45万美元）贿赂案，同年警方逮捕该团体理事长，2001年逮捕村上及秘书，2008年经日本最高裁判所定罪。该案被揭过程中，当时自民党十几名国会议员曾涉嫌受贿。
外国人技能实习制度一直受到日本传媒、舆论批评。输入“外国技能实习制度”，网络会自动跟上“奴隶”、“失踪”等词。自民党议员河野太郎也在他的博客里指责该制度“安全是假的”。但日本社会整体而言不关心，国会每次讨论该制度时，支持的大臣们总是辩解说大部分企业很好，极少数不良企业通过加强管理就能杜绝问题等，还强调许多外国技能实习生回国后能发挥所长，反对建立正规的引进外劳制度。
政客们和政府不愿公开说的是，“学技能”的美名能压低薪水，迎合中小企业。而且只要送国人出国门的外国政府没意见，日本就可睁一眼闭一眼不改现状。
剥削与虐待案
虽然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时，宫城县女川町传出一位水产业老板为了十几名中国东北女工的安全，放弃自己生命的美谈，记者2014年走访北海道时也几次听到在渔业、畜牧业打工的中国劳工说老板待他们很好，“像家人一样”。
但2006年提供丰田汽车零部件的23家企业被揭发违反日本规定的最低薪金标准、岐阜县内一成衣加工厂也被揭支付外劳时薪仅300日元（约2.7美元），不到政府规定最低时薪的一半；2008年爱媛县一毛巾厂克扣3名中国劳工薪水被告发，法庭判决工厂支付100万日元（约9100美元）欠薪后，该厂把3人骗回中国抛弃；2013年一名在长崎县打工的孟加拉劳工状告一企业和中介公司以租金、水电费等借口扣她月薪9成，实际每月只获1万日元（约91美元）；2015年在茨城县农村打工的1名中国女工状告遭受性骚扰和扣薪，只能赚到加班费，而试图协助该女工的一名日本机构职员疑因协助被解雇。
2013年日本律师连合会向政府提出尽快废止技能实习制度的意见书；爱知县律师会也向政府提交彻底修改制度意见书；今年1月外国人技能实习生问题律师会发表声明，谴责该制度。
美国国务院人权报告书2006年起批评日本的外国人技能实习制度，2010年以来更每年指责；联合国和国际人权机构、劳动机构等也派员访日调查，提出日本应建立正规外籍劳工制度的报告书。
日本青山学院大学法学部讲师、人权活动家高桥宗瑠说：“外国技能实习生制度本来是日本接受发展中国家国民来日本学先进技术，然后带回母国去，作为日本对国际社会的贡献。但现在许多外国人实习生的遭遇，与几百年前西方奴隶制的光景不相上下”。
当事国不出声
另一方面，在东北为主的中国城市，1981年以来办理去日本打工手续的中介公司林立，偏远乡镇还有中介到城市中介的公司。“到日本赚大钱”的传闻促使不少农民举债几万至十几万人民币缴付中介费、保证金等送儿女去日本，并对亲友说“去日本做研修生”，说含糊时听来还成“做研究生”。
研修生或技能实习生都不准带家属，抵日后因迫于还债，生活极端节约，加上语言不通，很多人陷入孤独绝境。2015年在广岛一牡蛎养殖场打工的大连人陈双喜因怀疑留在中国的妻子出轨闹离婚，情绪波动。事发当天他又怀疑同事说他坏话，用开牡蛎刀捅死两人、捅伤6人。
据一些在日本打工的中国劳工说，即使能得到正常收入，就是省吃俭用，头两年的收入也全部要用作还债，最快第三年才开始存钱，所以他们也希望日本能延长签证。
对不少本来就有意偷渡日本的中国人来说，中介费虽不比偷渡费便宜，但至少没生命危险。他们合法抵日，就算护照被企业扣押，也会很快自动失踪，哪怕变非法身份也要多赚钱。
在日本，从未看到中日纠纷谈判或对话桌上讨论中国劳工在日本遭遇剥削或虐待议题的报道，也从未听说东南亚各国为近年增加到日本打工的本国劳工要求公道。
对日本11月将实施新规定，日本传媒舆论反应非常冷淡，显示无非又是一次“换汤不换药”的修饰看法。至于新成立的认可法人“外国人技能实习机构”在日本民间看来，也无非是退休官僚多了个新去处，而且还是有审批权的多油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