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香港五七学社等团体几个月来筹划的“反右六十周年研讨会”，在内地有关部门的阻挠和威吓下，3月28日在香港召开。这次研讨会的主要组织者、五七学社理事陈愉林表示，研讨会能够召开实属不易，需要承受极大的压力，被迫缩小规模，而原来受邀参加研讨会的内地前右派多数无法来港。
据今年80多岁的前右派陈愉林透露，这次“反右六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内地多次警告和压力下，被迫改为“丁酉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而原来报名的60多位内地老右派和少数右二代，只有约20人得以赴港。多数人遭到警方上门警告、约谈、监控、强迫写保证书、利诱、没收或拒批赴港通行证，甚至边控，有几人无法出关。
老右派难赴港
这次研讨会有约70人参加，包括来自美、澳、英、日、丹麦的研究反右历史的学者和前右派的后人。在上午最后发言的陈愉林表示，就在周一晚和周二早上，他本人还收到内地人员的来电警告，命令他不得在会上发言，不过，他还是要讲下这次会议经历的风雨，要为死去和活着的右派们发声。
陈愉林表示，这次研讨会最初原定3月28至29日在中文大学举办，由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协办，但由于服务中心在1月8日举办的一个文革60周年研讨会遭到内地和香港五毛党的冲击闹场，校方受压被迫退出。随后城市大学同意合办，给予很大支持，但上月底也突然通知撤出。虽然城大近日向媒体否认反口，不过陈愉林表示，他有证据显示双方的共识，但不愿追究。而研讨会的最后地点尖沙嘴的华丽酒店也受到压力。
陈愉林透露，他本人也因为这次研讨会失踪了一天，但是他坚决顶住要开好这次会议。陈愉林对记者表示，目前不愿谈论他失踪的内幕，希望先开好研讨会。
陈愉林的好友3月24日6点过后在微信群组中转发陈愉林凌晨3点27分发出的消息，称“我已被抓，告甄，可报警，会照开，要开好”、“去我家，拿文件”。甄是指甄燊港，人民力量前副主席、香港政治组织“前线”的召集人，也是这次研讨会的组织者。此前，陈愉林曾对外表露，自筹办研讨会以来一直受到内地有关部门的巨大压力，自己有可能因此事被抓。
遭扣留惹恐慌
在友人将求救消息外泄，苹果日报当天下午报称陈愉林疑似被人从香港家中胁持回深圳之后，陈愉林当天晚上得以返回香港。分析表示，媒体报道实际上救了陈愉林，因内地部门不想搞出类似铜锣湾书店股东之一的李波被劫持回内地，引爆香港社会强烈反弹的事件。
陈愉林说：“但是呢，在大家的支持底下，会终于开起来了。至于我本人呢失踪了几天，也是为了这次会议，但是我坚决顶住。我曾经跟有关人士说过，我开这次会议，我对得起历史，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100多万死去的和或者的阶级弟兄(右派)。可能今天开完这个会我要受到秋后算账，他们(家人)还要为我受苦，这是我唯一对不起的地方。”
陈愉林对记者表示，今年举办反右60周年研讨会，跟以往的50和55周年研讨会没有受到阻拦相比，感到整体政治环境严峻很多，没有大学协助、失去经费援助、参与人数减半。
陈愉林表示，作为年轻和晚年时代追求民主自由的“两头真”，过去十几年整理出版右派书籍，将2008年收录约600名右派故事的《五七右派列传》近日新编出版，扩增到1588位右派，力争还原“反右”的历史。
他说：“我在写那本《新编五七右派列传》的时候，花了十多年的功夫，收集了很多资料，通过口述历史、亲自采访或者是查找资料，对我来说也是很大的教育。所以，我觉得做人总要有原则的，不能一味地屈服。独裁统治主要靠两条，一个是恐怖，制造恐惧，第二个就是谎言。现在已经不信谎言了，我们呢要坚持做人原则，就是不能相信恐惧。”
坚持还原历史
83岁的北京知名老右派任众一个多月前曾来港参加讲述甘肃右派劳改农场人间惨案的纪录片《夹边沟祭事》在香港的首映，并在映后交流中表达彻底否定反右运动的心声。这次又来港参加反右研讨会的任众对记者表示，他来港前也受到过警告，但他还是和其他5位北京的老右派得以赴港，没有受到边控。看来北京警方相对开明宽松一些。
任众表示，有些地方的老右派朋友受到当局警告不敢赴港，但是他是无所畏惧，因为他们向外界，尤其是下几代人讲述反右运动残暴的机会不多了。
他说：“这个是我们一生要说的话，总是希望找到机会发出声音，特别是60周年。我们那段年龄是灾难的年龄，希望能有一个彻底平反的机会，等待等待等了60年。这件事情是一个民族的问题，糊里糊涂的父辈就这么过去了，是不是没法交待吧。在任何场合我们都希望告诫一下我们的后一代，这个反右是彻底错误的，它留下的灾难是很大的。这个历史责任驱使我们不断地维权，在任何场合表明自己的态度。”
争取发声机会
今年是中共建政后第一场大型政治运动“反右”的60周年。反右始于57年4、5月帮助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当时，毛泽东号召各界，主要是知识分子“大鸣大放” 、“言者无罪”，向党和政府表达不满或提出建议改进。
但毛泽东面对越来越多的批评，认为这些言论将危及中共的领导地位，于是决定违背承诺，从当年10月展开反击，形成后来的“反右运动”。尤为荒唐的是，很多单位将定右派标准简单化、指标化和比率化，造成许多人被冤枉。加上1958年的“反右补课”，全国至少有约55万人被划成右派，下放劳动改造，但波及的受害者应有几百万人。
反右运动1979年获得“纠正”，除极少数人外，绝大多数人被“摘帽”。反右全面打击了中华民族的知识精英，但因涉及体制，官方至今不肯全面清算这一历史错误。
陈愉林1958年“右派补课”时，作为北外四年级学生党员充名额被补成右派，劳动改造十多年，1989年后从内地以“特殊”身份来港，是香港政论杂志《开放》和《前哨》的投稿人，曾出版自传体小说《天地良心》，讲述自己从右派到人大代表、再到输港特务的曲折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