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今中国诡异、复杂、凶险的政治局面，在中国国内外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或曰共识，这就是，中国当局动用超过庞大军费的预算来进行所谓的“维稳”，结果却是越维稳越不稳，层层加码、不断扩张的维稳使当今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危机日渐严重。
非常富有讽刺意味或辩证意味的是，在过去的20年里，层层加码、不断扩张的维稳也将中国成千上万的军队和武警复员军官卷入其中，使他们成为当局时常动用武力镇压的维稳对象。
军队/武警复员军官成镇压对象
每年中国复员军官为了讨公道而到各级政府直至北京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上访成为中国政治的一景。最近一次将近两千名师团级复员军官到北京大规模群体上访发生在2016年6月13日。
中国民生观察网报告说，“据复员军官代表发出的消息说，这次集体进京申诉，网上报名者达到3500人以上，许多人被稳控在当地了……。”
据不完全统计，在过去的将近20年里，中国军队和武警复员军官群体到北京上访50多次，平均大约每年三次。这些上访的复员军官受到中国各级政府粗暴程度不一的漠视和镇压。
在等级差别森严、官本位盛行的当今中国，也有一种在很多人看来很奇妙的平等，这就是，在遭受镇压方面，中国军队复员军官上访时所遭到的镇压跟社会底层上访民众遭受的镇压大体是平等、相同的。
复员军官报告说，他们所遭遇的镇压手段包括“非法的监控、跟踪、盯梢、绑架、谩骂、殴打、传讯、搜查、拘留、审讯、处分、软禁、监听电话、监视居住、强制截访、阻访”等等，而这些镇压手段与当局镇压中国社会各界其他抗议者时所惯用的手段没有什么不同。
与此同时，当局对复员军官的镇压也使中国社会各界的许多人不由地感到寒心、绝望和愤怒——当局对这些不久前还是当局维稳力量一部分的军队和武警军官都可以如此无情，不讲法律，对其他人又能好到哪里去呢？
于是，复员军官受镇压的这种现象成为展示当今中国政治局面之诡异、复杂、凶险的一个颇能说明问题的形象生动的例证。
复员军官问题的起源与症结
从1921年成立到现在，中共一直是靠枪杆子夺取政权和维持政权。鉴于武装力量关系中共的生死存亡，当局怎么会跟中国军队成千上万的师、团校级复员军官较上了劲，将成千上万的复员军官推到政权的对立面呢？
这一切要从令一般人感觉莫名其妙、晕头转向的所谓“93政联字1号”文件说起。
“93政联字1号”文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1993年会同当时的中国中央政府8个部门下发的文件，全称是《关于做好军队复员干部安置工作的通知》。除了中国军队总政治部之外，当初参与起草和发布这份文件的其他中国政府部门是：国务院退伍军人和军队离休退休干部领导小组、民政部、公安部、财政部、劳动部、人事部、国家税务局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这份从名称上看似平淡乏味、绝对无害的文件引发了延续至今的连锁反应。后来的事实显示，这份文件实际上一举剥夺了成千上万复员军官的干部身份和与干部身份相应的经济收入和待遇，使复员军官从此变成他们所悲苦抱怨的“六无三不管”（无单位、无工作、无收入、无住房、无养老保险、无医疗保险，军队不管、政府不管、社会不管）的边缘群体，一下子跌入中国社会底层。
自“93政联字1号”文件发布以来，受该文件影响的复员军官感到受到的损害日渐严重，因此越来越强烈地抱怨“93政联字1号”文件的制定是黑箱作业，违反现有的法律和以往的政策。他们以各种方式向中国军方和中央政府高层反映情况，也曾经致函中国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并在2011年由一万六千名多复员军官联名提出法律诉讼，指出“93政联字1号”的制定和推行违反了包括中国宪法在内的多项中国法律，违反了有关军队干部转业的原有政策。
然而，在跌入社会底层之后，这些中国军队和武警先前的军官们也跟中国的普通公众一样品尝到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主义。他们提出的投诉、申诉、诉讼不是被置之不理，就是受到踢皮球式的处理。有复员军官如此描述了他们的困境：
“军队和地方相互扯皮很多年，地方政府的态度是：‘问题出在中央，我们没有权利和能力解决”。中央政府的态度是：‘有解困救助文件，回地方去落实’。军队的态度是：‘解决退役军人的问题，决定权在政府（国务院），军队只有建议权’。政府（国务院）的态度是：‘当初是军队自己惹的(祸)，责任在军队，政府现在没有解决问题的政策’。各部门（都不愿意承担责任）互相推诿扯皮，由乱作为到不作为，没有任何一个部门、任何一个人认真拿出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
在中国各级政府和军队主管部门踢皮球的同时，众多的复员军官陷入困境，生活无着，家庭破裂，生病无钱就医，不断在贫困交加中死去。
缺乏前瞻与高瞻远瞩
从表面上看，中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好似无头苍蝇，做事缺乏前瞻和通盘考虑。然而，复员军官在2011年提供的材料显示，中国中央政府和军队显然在应付复员军官的问题上相当高瞻远瞩，预案齐备。在提出和推行剥夺复员军官干部身份的政策时，中国当局早早任命当时的公安部长兼任原国家人事部内设机构“企业军转干部问题工作小组”（简称“企转组”）组长，从而向那些因被剥夺权利而感到不满并选择提出抗议的复员军官发出了一个明确的镇压信号。
在发出镇压信号并展开实际镇压的同时，“企转组”多次发出文件，上纲上线，将那些因被剥夺权利而感到不满并选择提出抗议的复员军官列为“敌对势力”的一部分，声称复员军官的上访维权活动是“由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挑头、唆使的”、“别有用心的人与境内外敌对势力相勾连”、“严重扰乱了国家、社会的工作和生产秩序”、“危害了社会稳定”、“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是制造不稳定因素的源头”，要对他们的重点人物“严加监控，随时注意锁定证据，必要时予以法办”。
在另一方面，由于复员军官多年的维权抗议，中共中央、中国国务院和中央军委2001年2月发布“中发［2001］3号”文件，实际上否定了“93政联字1号”文件，基本恢复了复员军官被“93政联字1号”文件所剥夺的种种权利。
然而，“中发［2001］3号”文件的发布和实施并没有给受到“93政联字1号”文件损害的复员军官带来好处，因为新发布的法规性文件只适用于这份文件生效以后复员的军官，不适用于他们，尽管“中发［2001］3号”文件来自中共中央、中国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从法理上讲比来自军队总政治部的“93政联字1号”文件更有权威
截至目前，中国当局没有公布“93政联字1号”文件的实施所涉及的复员军官的具体数字。复员军官群体做出的估计在两万多人和四万多人之间。
中国当局对受到“93政联字1号”文件损害的复员军官的这种明显的区别对待（或者叫歧视）导致许多复员军官产生困惑，怀疑自己是否“文明依法上访，显得过于温和，没有产生足够的影响力”。有的复员军官义愤填膺地说：
“问题一天不解决，诉求一天不停止。为自身的合法权益，为军人的荣誉和尊严，为国家的法制建设，坚定信念，将维权诉求进行到底，直到解决的那一天。正如战友们所说：过去，我们用青春保卫祖国；今天，我们用老命兑换公平！”
当局与复员军官的博弈
在持续不断的上访申诉没有解决问题的情况下，也有一些复员军官试图跟中国最高当局讲政治道理，包括讲国际政治的道理，试图诉诸中国最高当局的高度政治敏感来促成复员军官待遇问题的解决。
非常有趣的是，在这种讲道理的过程中，跟中国军队复员军官问题毫无瓜葛的美国也被派上了用场。例如，2010年10月8日，一封署名“全国复员军官”的致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的公开信写道：
“89年‘64’事件之后（注：即1989年6月3日至4日中国军队在中国首都北京镇压呼吁民主、反对腐败的和平示威的事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打着人权的旗号对我国实施封锁和制裁，我国政府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旗帜鲜明的提出了‘发展权和生存权是最大的人权’的论断，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拥护和支持。而（93）政联字1号文件主观上有错不纠，客观上将23000多复员的军官推入了生存的绝境，成为‘国家不管、军队不管、社会不管’的‘三无’人员和赤贫群体，毫无尊严可言。这难道不是严重的反人权行为吗？”
在2015年11月底到北京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上访的时候，一位来自新疆的复员军官诉诸中国最高当局最为重视的国家安全，试图以此来刺激和推动当局解决复员军官的待遇问题：
“新疆复员干部比较多，成分复杂。有大部队的，有武警的，有边防的，有地方武装部的，其中少数民族干部占相当大的比例。新疆又是处于维稳的前沿，我们复员干部本应该是维稳的骨干力量，却成了政府眼中的维稳对象。由于我们受到的漠视甚至歧视，被宗教极端势力视为拉拢渗透复员干部的契机。现在确实有三股势力拉拢渗透到复员干部当中的情况出现，尤其是少数民族干部。宗教极端势力最通常的做法就是给钱，他们说共产党不给你们钱，我们给，只要你来听我们讲经就行，每个月3000元、5000元都可以。有一名复员干部是武警的军事教官，宗教极端势力请他作射击教练，在境内每个月7000元人民币，到境外每个月3000美金，他没有接受。我们的复员干部今天扛住了诱惑，但明天会怎么样？谁也不能作保证。我希望尽快解决复员军官问题，不要把我们遗忘在社会的不同角落里，把一些处于边缘的战友拉回来。当生活所迫无法克服时，一些诱惑就无法挡住。问题很现实，形势很严峻。 ”
博弈在继续
复转军人上访在过去的30年里成为中国越来越明显的问题。在过去30年里，中共最高领导人更换了好几个。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到现在的习近平，历届中国政府和中共最高领导人都反复郑重庄严地表示重视复转军人的权益。然而，这种郑重庄严显然没有妨碍复转军人上访越来越多这一大趋势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复转军人包括军官选择上访来寻求解决问题，究竟是因为先前的上访过于温和因而没有产生足够的影响力，还是因为当局的镇压过于温和因而没有产生足够的震慑力？
复转军人还能采取什么更有影响力的行动才能更有成效地维权？面对复转军人的维权行动，当局在镇压和让步之间究竟应当作出什么样的取舍平衡？
显然，中国当局和复转军人围绕这些问题的博弈在继续。
无论如何，复转军人在当今中国受镇压这种现象无疑是当今中国政治局面之诡异、复杂、凶险的一个好例证和好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