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注新闻自由的非政府组织说，政府和非国家行为体正在寻求新的策略来压制媒体。这个组织在最新发布的年度调查报告中说，其中一个令人不安的例子是中国通过信用评分系统来打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批评意见的记者。
总部在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星期二（4月25日）发布的最新年度调查报告例举了记者和自由独立媒体所面临的新危险和新威胁。这些风险来自于政府和非国家行为体的软硬兼施、新旧战术结合，既通过常规方式向记者施压，又创新出新的手段进行审查。
题为《攻击记者：审查的新面目》（Attack on the Press: The New Face of Censorship）的报告说，新的审查手段包括向记者和媒体机构施加财务压力，利用法律漏洞躲避信息披露，使用版权法和社交媒体压制批评。
保护记者委员会执行主任乔尔·西蒙（Joel Simon）说，互联网、社交媒体和智能手机这些新的信息技术本该使审查成为过去，但是这些促进信息交流的技术反被用于扼杀自由表达。
保护记者委员会亚洲项目协调员史蒂夫·巴特勒（Steve Butler）对美国之音说：“科技带来新的言论表达方式。自由表达言论的方式在发生改变，压制自由表达的方式也随之改变。而且政府控制言论表达正变得越来越有效。”
中国是在审查手段上推陈出新的国家之一。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报告中包含时任该协会亚洲研究员王亚秋的一篇题为《失信》的文章，指出中国正在全国建立的社会信用评分体系如何可能成为压制新闻自由的新手段。
她说，中国的信用评分体系并不仅仅是人们普遍认为的，由一个人支付账单、偿还债务的良好程度所决定的，还可能包括这个人的在线活动等内容，而那些被认为在网络上“造谣传谣”的则可能会被列入“黑名单”。
王亚秋在文中写道：“建立中国社会信用评分体系（将被分阶段执行）可能会使那些撰文或发声批评政府的新闻工作者的个人财务受到直接影响。这些后果可能会对他们的生活造成严重的干涉：某记者的社交媒体帖子如果被政府视为"谣言"，她的信用评分将会因此降低，导致她申请贷款被拒或背负高利率。”
巴特勒说:“我们尚不清楚这个系统到底会如何进行。我们认为，信用评分系统的其他目的可能是更为温和有益的，但是没有迹象表明中国政府会约束自己。他们会想出控制民众的新方式。”
王亚秋在文章中说，中国的审查制度早已不停留在封杀记者和社交媒体帐号、关闭新闻网站和关押记者等常规手段上，还包括阻碍记者的“其他日常活动、剥夺他们的就业机会、禁止他们参加主流社会活动”。
她在文中提到了因在微博上披露政府官员腐败交易而被逮捕并判刑一年的《新快报》记者刘虎、以及为香港传媒机构撰稿的大陆自由职业记者赵思乐等一些媒体人的遭遇。刘虎对保护记者委员会说，经过一年的监禁和大量审讯以及被迫电视认罪后，他很难找到工作。赵思乐说，她刚开始写有关人权问题的故事时，还能为中国一些主流媒体机构撰写一些非敏感话题的文章，但逐渐地，这样的机会就越来越少。
保护记者委员会星期二发布的调查报告合集中还有一篇报告指出，中国的网络控制也在向外输出。报告说，几年前，俄罗斯民众还享有相当自由的互联网，但是现在，俄罗斯试图效仿中国，对互联网进行控制。
星期二的报告还涉及美洲和欧洲的情况。报告指出，一些美洲国家政府和非国家行为体使用新的，有时也是隐秘的方式，限制记者调查违法行为，而一些欧洲当局则使用情报机构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恐吓媒体。
乔尔·西蒙将政府控制媒体、管控信息的策略归纳为三大类：压制2.0、隐蔽的政治控制和技术截获。
他在《攻击记者：审查的新面目》的序言中说，压制2.0是最恶劣的国家审查和监禁批评人士这种旧战术的更新版，其中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等新信息技术软化了管制的锋利边缘；伪装的政治控制就是以民主规范、反恐、压制仇恨言论和暴力为名来隐藏压制行为；技术截获指的就是通过监视批评者、封锁网络、发动网络水军等手段压制异议。
西蒙说，这些手段造成了全球范围内记者被杀害和监禁人数的激增。他指出，到2016年底，共有259名记者被关押，是保护记者委员会有相关记录以来人数最多的。
不过他也指出，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些压制媒体的新方法方式的发展也正是对独立自由信息力量的一种反应。他说，媒体反抗新审查方式的最好方法就是继续坚定不移地进行基于事实的报道。
巴特勒认为，中国媒体和言论自由环境的改善，最终还得取决于中国民众，取决于他们是否想要改变的意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