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共19大上说，中国要为人类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但是，美国的一名学者说，虽然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有意愿“分享中国经验”（推出“中国模式”），但是，中国人自己其实并不清楚这个“中国经验（或是模式）”是什么。她还说，如果中国确定要输出“中国经验”，中国应该清楚，他们的力量来自自下而上的创新，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威权统治。
中国人并不清楚“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是什么
1980年代，中国的人均GDP为193美元，低于孟加拉国、乍得和马拉维，但是，现在的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增长了30倍。
40年来，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让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自信，也越来越强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共19大上宣布，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为世界发展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虽然在后来的12月初的世界政党大会上，习近平表示中国不会输出“中国模式”，但是，美国的一名学者说，中国其实一直在积极尝试与别的国家分享“中国经验”，不过，问题是，中国人其实还不明白自己的经验或是模式是什么。
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洪源远（Yuen Yuen Ang）最近在华盛顿的美国和平研究所一场有关“中国模式”对全球发展的影响的研讨会上这样说， 关于“中国模式”实际上被神话了。
她说：“第一个神话就是，存在‘北京共识’，换句话说，有一个‘中国模式’的存在，北京的决策者制定了这个宏大的计划，并就此达成了一致意见。可是在我看来，很明显的事实，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所谓的‘北京共识’。令我吃惊的是，到现在为止，中国的决策者事实上仍然在试图理解什么是中国的发展经验。”
洪源远在讲这番话的两个星期前，受邀参加总部设在北京的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的研讨会，就“中国模式” 发表看法，帮助中国人了解她所理解的中国模式。洪源远2016年出版了一本书《中国如何摆脱贫困陷阱》（How China Escaped the Poverty Trap）。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她被邀请参加了会议。
经习近平的授意，中国8月份设立国际发展知识中心，据称是要与世界各国一道研究和交流适合各自国情的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洪源远在回答观众有关中国是否在努力推进“中国模式”的时候说，中国建立这个中心的首要任务，主要是希望从中国的发展实践中总结经验、发展理论，然后与其它国家分享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答案是肯定的。
“北京共识”源于美国《时代》杂志前编辑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2004年5月撰写了一份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雷默在文章中强调所谓“中国模式”的优越性和独特性：一种政治、经济发展模式--混合产权、基本物权、大政府重手干预等。“中国模式”类似“北京共识”，指中国以国家干预市场的手段保证经济增长，宏观调控，同时对民主、自由与人权进行压制。
洪源远说，相对于“北京共识”，对中国更为确切的描述仍然是“碎片化威权主义”。这个概念由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在1990年代提出。这个概念指出，中国官僚体制并不是铁板一块。在这个庞大的官僚体制内，争辩、迷惘和有不同意见的存在才是中国官僚体系的常态。
“中国模式”成功并非因为威权统治，而是有指挥的即兴发挥
与很多人理解的“中国模式”不同，洪源远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不是威权统治的结果，而是对“有指挥的即兴发挥”模式充分使用，这才是中国经济成功的秘诀。她说，关于这一点中国人甚至也不明白。
她说：“这并不是说，中国的威权控制不存在。这当然存在，中国政府对互联网进行控制，压制言论自由，他们 甚至希望控制股市，不过失败了。我想说的是，当中国政府想发挥威权控制能力的时候，其效果往往是适得其反的。当他们控制，总是失败的。当他们成功的时候，他们自己也会吃惊，并不是因为威权主义，而是引导应变模式。”
她解释说，这种模式其实就是“自上而下的指挥”和“自下而上的即兴发挥”利用现有的资源共同演绎的模式。两者缺一不可。对中国而言，就是两者结合，再充分利用当地的条件。”
在她的书中，她称这是“适应性发展模式”，而中国就是这种发展模式的典范。也就是说，中央政府设定和传达的明确目标；一个高度分权的体制使地方官员有一定的自主性来选择他们各自的策略；干部绩效管理制度与分享发展红利提供了强有力的激励诱因。
“对了解中国的人来说，中国的发展故事非常地方化，是根据当地条件发展的， 如果你去江苏、浙江、四川， 你会发现有各种各样的发展模式，无数的发展模式，甚至浙江的每一个县发展的脉络都是不同的， 所以说，没有北京制定的统一发展模式。”
洪源远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举出了中国改革之初的一些例子来说明这样的适应性发展模式。
她说，中国沿海城市从贫困走向富裕，并不是像新加坡等国一样，首先确立了正式的财产权、根治腐败和雇佣技术官员，相反，为了吸引外资，中国共产党的官员无所不用其极，有些手段激进而且大胆，中国官员甚至动用自己的亲朋好友来吸引外资。
她说，整个官僚体系里的官员们像工蜂一样被派出去，急切寻找投资者。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发展的目标也在改变。从最初到处拉投资者到寻求合格的投资者， 这些变化推动地方官员寻求职业化人士，最终保护资产。
也许，把中国是适应性发展模式的典范解释的最通俗，最易懂的就是中国改革的 “总设计师”邓小平。邓小平曾经说，中国改革就是“摸着石头过河”，邓小平的另外一个名言是“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
洪源远说，如果中国要推销“中国模式”，这种自下而上的应变模式才是中国应该向世界推广的，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控制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