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家已经加入了世界最富有人的行列。许多人乐意从事慈善事业，建立了支持各种慈善的私人基金会。
中国政府通过了新的《慈善法》，让政府引导这些资金流向官方支持的慈善机构。法律要求捐赠者必须告知政府他们的捐款情况。
这很有可能影响到大企业集团和富人建立的私人基金会的运作及独立性。
一大批中国人得以致富是依靠政府的支持，与中国共产党有密切联系。但是，很多中国富人接受了西方资本家的慈善理念，发财致富后从事慈善事业。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艾什(Ash)民主治理和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安东尼·赛奇（Anthony Saich）告诉美国之音：“我和他们很多人聊过，他们读过洛克菲勒和卡耐基的作品，觉得自己和他们处在同样的位置。他们挣钱往往通过垄断和其它一些方式，现在他们考虑回馈于社会。这是中国的一个发展趋势。”
他说，中国前一百名最慷慨者中的将近一半已经或是正准备建立自己的基金会。艾什中心调查了中国慈善百人的慷慨指数，发现他们捐赠的60%给了自己的原籍省份。
方式变化
研究财富的胡润百富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大陆34%的富人捐赠者通过自己的基金会捐赠。
胡润百富董事长胡润说：“在过去，富人捐赠给红十字会或者政府批准的慈善机构。现在，他们寻找有创意的方式来对产生对社会的真正影响，比如鼓励利用新技术来保护环境。”
他说：“阿里巴巴和腾讯等公司的领导人试图利用他们的网络平台来扩张慈善事业。”阿里巴巴的网络平台链接了7亿人，大多数是消费者。
位于上海的胡润百富的报告说， 2015年有51位中国人的个人捐赠超过8千万美元。四位超级富豪，香港的李嘉诚，阿里巴巴的马云，腾讯的马化腾和美国脸书CEO扎克伯格的妻子普莉希拉·陈各自捐赠了15亿美元。马云等富豪捐给了基金会，马化腾等其他富人建立了募捐平台。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这个新《慈善法》将会吓跑许多想避免被问资金来源的捐赠者，特别是考虑到目前的反腐运动。另外分析人士说，政府引导机制还将剥夺一些捐赠者在选择向哪些领域捐赠的自由。
赛奇说：“一些富人可能不想人们知道他们赚了多少钱，或是问他们那些钱从哪来，尤其当前的反腐运动进行之际。这多多少少打击了他们（捐赠的热情）。”
红色恐惧
中国共产党对这些新富另有担心。这些新富通过商业交易和送孩子出国读书与西方世界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中国共产党担心其中一些人可能会支持政府批评者拥护的活动或与劳工相关的事业。
赛奇说：“中国害怕可能会出现思想独立的富人，而且还可能资助执政者的对立面。”他还说：“他们（共产党官员）在做一些不正确的类比，分析什么导致了埃及（政府）被推翻，什么引发了颜色革命。他们想要保证，民间组织的发展及其运作在他们的掌控之下。”
艾什中心中国项目主任爱德华·坎宁安在调查报告中称：”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这些（富人）个体在中国广泛的政治、社会与经济争论的进行中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被忽视阶级
报告称，中国的慈善基金流向依然不平衡。中国最贫穷的区域，如西藏、新疆、宁夏、甘肃和云南一共得到了来自前一百捐赠者仅1.96%的捐款。
另外，对于新《慈善法》如何实施以及是否能够帮助到最需要的人群的问题，人们十分关注。
赛奇说：“在中国社会被视为边缘人群的，如政府的批评者和艾滋病毒感染者，我不认为他们将从这个新的资源与新的慈善事业中获益。”
好的一面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新法律将对慈善领域有好处。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国内政治项目主管潘宇舟（Matthias Stephan）说：”新《慈善法》的信息披露方面促进了慈善机构更高的透明度与问责强度。这个法律巩固了捐赠者的地位，让他们能够追踪自己捐赠的去向。
谈及新《慈善法》与《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潘宇舟说：“这两个新法律在中国实施时有着变革性的意义。境外的非政府组织和重要的国际捐赠者将重新考虑他们组织运行的方式及规模。“
外国非政府组织将减少向中国提供资金，尤其是对政府支持的慈善组织。潘宇舟说：“我预期，他们会更加注重能力建设方面的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