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月14日以色列建国69周年的前夕，一位犹太裔美国专家出版的新书“共谋罪-犹太人大屠杀的旁观者”(The Crime of Complicity: The Bystander in the Holocaust）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关注。该书对大屠杀中旁观者和受害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旁观者的道德和法律责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水晶之夜”的旁观者
1938年11月9日，一名居住在德国的犹太青年在家人被纳粹德国下令迁到条件艰苦的难民营后，开枪打死了一名德国外交官。事发后，希特勒下令对在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采取报复行动。当夜，91名犹太人被杀，3万名年龄在16岁到60岁的犹太男子被送往集中营，1000多座犹太教堂被焚烧或摧毁。由于浩劫之后到处是破碎的玻璃，这个夜晚因此被称为“水晶之夜”。
一位已故的二战史专家在回顾11月9日到10日的情形时写道：“在几十万人群魔乱舞的同时，数百万人赞同地一旁观望。”此外，天主教会也对犹太人所受到的迫害视而不见，保持沉默。该事件成为了犹太人大屠杀的前奏。
犹他大学法学教授阿莫斯.吉罗阿(Amos N. Guiroa)的父母是犹太人大屠杀的幸存者。据他介绍，2016年，他回到父亲的家乡——匈牙利的一个小镇，从当地人口中了解到1944年5月26日他祖父母等犹太人被驱逐的经历。
他说：“他们的邻居，也就是旁观者，目睹我的祖父母和其他犹太人拿着手提箱走向火车站。这个镇上的外邦人就向他们吐唾沫，咒诅他们，打他们。没有人给予他们任何帮助。因为他们的袖手旁观，使加害者更容易得逞。”
提立法解决旁观者问题
吉罗阿最近出版的新书“共谋罪-犹太人大屠杀的旁观者”提出了一些发人深思的问题：就旁观者而言，人们应该从犹太人大屠杀，特别是“水晶之夜”中吸取什么教训？面对肆无忌惮的种族主义和仇恨，个人责任是什么？
吉罗阿说，历史证明，单靠道德准则和动力去“做对的事”是不够的。他主张依照社会契约原则，通过立法约束人们的行为。他认为，不保护弱势群体或有风险的社会成员，就是对社会契约的彻底背弃，而且构成犯罪。
吉罗阿说：“对我来说，依靠道德力量的这个想法娓娓动听，但是不切实际。历史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因此必须对旁观者施以法律上的责任。”
吉罗阿说，假如某人看到另一个人明显受到伤害，他当时就在现场且有能力去减轻这一伤害，但却袖手旁观，此人作为旁观者就犯了“不干预罪”或“共谋罪”。不过，考虑到可能面临的危险以及不清楚事件的责任方是谁，他不主张旁观者铤而走险，亲自出面干预，而只是要求其立刻打电话报警。
社会契约被认为不适用
犹他大学历史教授罗伯特.戈德伯格(Robert Goldberg)说，社会契约不适用于犹太人大屠杀，因为纳粹政权通过剥夺和摧毁公民权利废除了社会契约。
戈德伯格说：“二战期间，政府是掠夺者，是它通过各种法律，并下令杀害了数百万人。当政府是掠夺者和犯罪者时，谁来支持和维护社会契约呢？”
戈德伯格认为，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旁观者涉及的不是法律问题，而是道德问题，因为他们的袖手旁观，使得纳粹分子对犹太人的迫害更加变本加厉，这些旁观者因此要承担“共同责任”。他说，人们在讨论犹太人大屠杀的旁观者时，往往忽略了包括美国和前苏联在内的一些国家以及罗马教皇都是其中的旁观者，这些掌握了权力的政府和个人也没有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
戈德伯格补充说，在犹太人大屠杀中，还有另一类旁观者，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救助危难中的犹太人。例如中华民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为帮助犹太人逃离纳粹魔爪签发了数千张签证。这类旁观者被以色列尊为“国际义人”。
旁观者的法律责任甚微
但事实上，旁观者因为不干预行为而承担法律责任的情况非常少见。纽约律师亨利.柯恩(Henry Korn)说，20世纪40年代的中后期，在德国纽伦堡的审判过程中，没有旁观者因为目睹但未干预纳粹的迫害行为而承担法律责任。
柯恩说：“在纽伦堡的审判过程中，亦即针对纳粹官员和非官员的审判过程中，从未考虑让旁观者承担国际战争罪的法律责任，没有旁观者被起诉。”
柯恩用自己40多年的执业经验进一步说明，即使在当今的美国，经法官判决由旁观者为其不干预行为而承担法律责任的案例屈指可数。
柯恩以纽约州为例说：“在曼哈顿第三大道50街，某人看见一对夫妇互相厮打。在纽约州，殴打他人是犯罪行为。那么，此人作为旁观者是否有法律义务出面干预，加以制止呢？回答是没有；其次，此人是否有法律义务打电话给纽约警察局报警呢？回答是他没有这个法律义务，道德上也许有。”
尽管对于吉罗阿教授在新书中提出的主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在充满极端主义、暴力和仇恨的当今社会，此书所引发的有关旁观者道德和法律责任的探讨，对避免重蹈二战中的某些覆辙，无疑有着非常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