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位海外宗教维权人士9月7日于台北出席2023年国际宗教自由峰会时，特别聚焦中国“长臂管辖”的违法行径。他们说，中共与盟国合作海外抓捕异议人士屡见不鲜，手法也越来越粗暴，其中，透过蒙古和老挝的抓捕案自今年5月来已有三件。维权人士表示，中共急于控制话语权并扩大权势，迫使愈来愈多的中国的人只能无奈出逃。他们呼吁，中共境外执法破坏国际法，是自由世界的巨大危机，国际社会必须合作遏制中国的极权扩张。
来自各国的宗教维权人士9月7日齐聚台北，参与今年度的国际宗教自由峰会。他们除关注中共对宗教自由的打压，也呼吁国际联手，阻止中国渐趋肆虐的长臂管辖。
安华托帝:中共急于向海外展示大国权力
与会者之一的安华托帝・博格达（Enver Tohti Bughda）是位于伦敦的世界维吾尔基督教联盟首席执行官。现年60岁的他1998年因协助拍摄中共核试爆污染纪录片，揭露其对新疆民众的危害，而触怒当局，隔年被迫流亡英国至今。
安华托帝在台北出席国际宗教自由峰会时告诉美国之音，即使他已在老牌民主国家英国生活了25年，仍持续遭到中共“不张扬”的迫害。例如，遭不明人士举报为罪犯，影响求职、银行帐户遭冻结、驾照无法更新，而他所组织的团体也屡遭投诉等。
他说，中共非常精明，利用各种管道“在自由社会钻空子”，给异议人士穿小鞋且不留证据，但当地政府往往轻忽，等于变项“帮助中共迫害。”安华托帝认为，中共的骚扰行径是为了让他忙于在异地谋生，就无暇参与对中共不利的政治活动。
相较于他自己受到的暗中胁迫，安华托帝说，中共近期在蒙古和老挝的跨境执法手法极其粗暴，凸显出中共急于向海外展示大国权力。安华托帝说：“它(中共)这是向世界显示它的权力，我都可以(执法)，你(能)怎么样?很多人以为，他揭露了中共的一些黑暗，中共就会稍微收敛一点，那是太天真了。中共对在外面发生的任何事情，它都是无所谓的。你爱怎么讲怎么讲，我干我的，这是中共。”
中共近期就三度行使长臂管辖权。例如，今年5月，中国公安远赴蒙古的乌兰巴托市，强行将现年80岁的蒙古历史学家拉幕札部(Lhamjab Borjigin)抓捕回中国。拉幕札部2019年时因以蒙古语出版《中国文化大革命》，遭控“破坏民族团结”、“民族分裂”等罪，被关押和软禁在中国境内直至今年3月，但逃回蒙古才两个月，又再次遭捕。
另外，中国“拆墙运动”发起人杨泽伟（又名乔鑫鑫）于5月底的六四前夕，在老挝失踪，之后被关押在中国衡阳。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透露，此次逮捕由中国和老挝警察联手，引发国际哗然。
时隔不过两个月，另一位中国人权律师卢思位7月底也遭老挝警方拘留，国际组织正竭力营救，力阻他也被送回中国受审。
傅希秋:中国长臂管辖手法愈趋恶劣
美国对华援助协会（China Aid）主席傅希秋在台北出席国际宗教峰会时也告诉美国之音，中共过往的境外胁迫、跨境绑架行径较为隐晦，但现已在立法和实践上取得“进展”，将这些行为法制化。其中，2020年通过的《港版国安法》是个重大分水岭，该法明订，在海外违抗《国安法》者，中共都有抓捕权。他说，中国近十年利用“债务外交”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表面上为经济开路，在亚洲、非洲和拉美等国建构新殖民经济系统，但实则也在部署国安的桥头堡。
傅希秋举例，老挝有个专属中国国安部的宾馆，200名常驻人力定期轮换。又例如，中国会派遣军机直飞柬埔寨，强行抓捕维吾尔人回国。据对华援助协会的案例研究，中国在杜拜、土耳其、印尼、埃及、甚至乌克兰等地都设有海外黑监狱，供中国驻外人员在当地审讯异议人士。
傅希秋说，此趋势令人担忧，让异议人士即便沦亡海外，也可能仍身处中国的“海外领地”，而时时备感威胁。中共在欧美西方国家，虽忌惮行使长臂管辖权，但仍暗中设有警察站，透过不间断的骚扰和胁迫，要让海外异议人士噤声。例如，英国民间组织“香港监察(Hong Kong Watch)”行政总监罗杰斯（Benedict Rogers）就深受其害，他因声援香港民主运动，长年受到中共骚扰，他的母亲和邻居也因此被拖累，收到过恐吓信件。
傅希秋分析，中国的国际维稳是为了掌握话语权。傅希秋说：“这是中共的国际维稳的一部分，不单单仅限于在中国国内、对著14亿人口的维稳，它还希望对所有的海外发声的、不分国籍的(人)，进行恫吓、威胁、噤声，希望你闭嘴。它(中共)还培养一批人，要所谓地讲好中国故事，实际上就是粉饰太平。”
来自纽约的旅美律师、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创也同意，中国强化境外的执法力度，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展现权力的思维有关，因为“他要让中国成为一号国家”。陈闯创表示，除民主外，习近平的治理以一种扭曲的方式在向美国看齐。他说，中共的长臂管辖表面上仿效美国“在国外抓人”，意图展现“泱泱大国有此实力”，却全然无视美国和各国签有引渡条约，引渡疑犯均依据法律程序进行。
陈闯创分析，中共近期频繁境外抓捕，是因遭边境控管及打算逃出的中国人增多，他们常取道东南亚，以为是转往他国的安全通道。但中共在亚太区域罗织绵密的法网，又有当地政府的配合，更能将异议者一网打尽。他说，“中共的工具一直在，只是随著时事变化运用。”
中共海外警察站逾百 杨海英：破坏国际法
中国广设海外警察站已引发国际关切。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曾披露，截至2022年底，中国至少在53国部署102个海外警察站。
对此，日本静冈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部教授杨海英批评，中国公安越境执法是破坏国际法的行径，且初期多发生在亚洲，例如中国2015年时于泰国绑架瑞典籍出版商桂民海，但近年的海外警力扩张至欧美和日本等地，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
杨海英告诉美国之音：“它(中共)已经在世界很多国家建立了警察据点，监视中国境外的、对中国政府持不同政见的(人)，比如说，蒙古人、图博人、维吾尔人、汉人等等。目前是警察执法，如果国际社会不重视的话，以后就会发展到中国政府在国外的警察会对当地的政府施加压力，这样以后，全世界都会在专制中国的影响之下。”
同是蒙古裔的杨海英极力为拉幕札部发声，他说，拉幕札部当年取道蒙古、转往第三国，竟遭中国公安在蒙古拦截。他感叹，“全世界已经没有安全的路可走”，他自己在日本也受到中共的黑函威吓和抹黑动员等骚扰。不过，杨海英不为所惧，他说，他不会因此噤声，还鼓励所有人积极发言，透过学术、文化等各式渠道揭发中共的恶行，国际社会也应提高警惕，共同遏制中国的极权扩张。
不过，旅美律师陈闯创指出，中国公安在美国跨境执法的力度可能已弱化，因为美国联邦调查局今年4月出手，逮捕2名涉嫌在纽约曼哈顿运作“警侨事务海外服务站”的中国特工，所以，“现在帮中共办事的人们”都心里有数。
他说，国际社会唯有合作，才能遏阻中共。陈闯创告诉美国之音：“中共并不是无所不能，还没到那个地步。有一个第三方或者第四方介入之后，它需要花更大的资源，它原来设计的(资源)并不是这么多，所以，它接著要继续评估，值不值得继续做(长臂管辖)。中共并不是说一心只想做坏事，我一点都不在乎代价。它都是在意(代价)的，这个代价和收益相比一下。”
斯威特:中国是自由世界的最大挑战
分析人士指出，中共透过长臂管辖输出治理模式，已对国际社会构成挑战，也带来制度之争。
位于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兰托斯人权与正义基金会主席卡特里娜•斯威特（Katrina Lantos Swett）于台北的国际宗教自由峰会中致词表示，中国无疑是当今国际宗教自由面临的最大挑战。
她说，遭中共打压的少数民族和团体人数极多，包括维吾尔族、佛教徒、基督教会和法轮功信徒等，且中共还以一种“积极、傲慢、高度投入且法制化”的方式，正面挑战“民主、人权和良心”。
斯威特强调，民主人权是数十年来全球共识的基础，部分未能实践民主理念的国家对民主人权仍有一定程度的尊重。但中国却将其威权体制包装成另一种治理模式，鼓励他国扬弃民主、“走另一条道路”，已给自由世界带来巨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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