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徐州“铁链女”事件持续引起大众关注。中国正在召开的人大政协两会期间，不少代表提议修改刑法，实现买卖同罪，公安部也在3月初宣布开展为期十个月的新一轮“打击拐卖妇女儿童专项行动”。然而，江苏政府发布的最后一则关于“铁链女”的通告，几乎无人信服。中国人口拐卖问题由来已久，广泛存在的迫害妇女现象和政府渎职问题难以解决，运动式的打拐并不能增强民众对于政府执法的信心。
多位两会代表提出修改刑法建议
江苏徐州“铁链女”事件持续引起全国关注。三八妇女节到来之际，更加引发民众的呼吁，甚至有网友称“如果得不到解决，不如把三八妇女节改名为三八妇女铁链节！”
公安部于3月2日宣布，自3月1日起至12月31日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3月5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行为，坚决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中国正在召开的两会期间，数位政协和人大代表纷纷提出修改刑法严惩拐卖妇女儿童的提案。全国人大代表蒋胜男提出修改刑法第240条，建议提高拐卖妇女儿童罪收买者刑期，实现买卖同罪。人大代表张宝艳建议，买主量刑不应该低于拐卖罪，“应该最低参照绑架罪至少十年起刑”，并对新发案件拐卖犯罪分子（包括买主）终生追责。
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今年两会准备提交《严厉打击拐卖、收买妇女、儿童罪的七条建议》，建议收买应与拐卖同罪，凡是帮助维持、恢复受害人受拘禁、受强制、受侵犯状态的行为，都应当视为拐卖或者收买的共同犯罪行为。全国政协委员谢文敏建议提高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法定刑同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一致，最高可至死刑。
3月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称，追诉拐卖人口犯罪将继续从严，对收买、不解救、阻碍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从严惩治。
“反拐打拐”运动在中国并非新鲜之事。2011年初，中国互联网上关于儿童拐卖解救和打击的话题引发了许多关注，网友甚至发起了“随手拍解救被拐儿童”的运动。中国警方在当年4月宣布，将发起新一轮的打拐运动，在全国开展为期6个月的来历不明儿童集中摸排行动。
位于中国大陆的张春松（化名）律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在09、10年开始，国内就有一个特别大的那个反拐运动。而且持续了好多年，至少持续了五年左右。”
徐州“铁链女”事件曝光以来，江苏各级政府已出了五个通告。起初，前四个通告自相矛盾，引发舆论愤怒，当地拐卖人口的猖獗黑幕也随之被曝光。迫于压力，江苏政府成立调查组。调查组2月23日发布第五份通告，无视“铁链女”和小花梅长相完全迥异，依然认定“铁链女”是云南亚谷村人小花梅。通告引发网民潮涌一般讥讽，成千上万的网民在该通告的网络留言版块发出相同的笑脸表情，无一例外的表示质疑，被总结为“江苏省政府的第五版调查报告唯一成功之处，是做到了让所有人都不相信。”
如何拯救并非法律意义上的“拐卖受害者”？
旅居美国加州的卡车司机洛奇，在徐州“铁链女”事件爆出之后，心情难以平静。他通过自己的油管自频道向无数观众披露了自己母亲的身世。
“原因还是徐州这个八孩母亲事件。这个事件就是因为它太大了，然后太多人知道了，冲击力太大了。 这次事件出来之后，很多人表示很难以置信，然后我一看那个地方离我家又这么近，所以就勾起了我很多回忆。”
洛奇告诉美国之音，让他震惊的是，他以为这只是几十年前的事，没想到在2022的今天还在发生：“所以我觉得我有必要出来说一说。这不是中国的一个个例，也不是现在发生的，而是有一个比较长的历史。”
洛奇的母亲来自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1987年，还不到19周岁的她被安徽宿州农民张某以2500元从大理老家买回安徽，成为当地众多从云南娶回的“南蛮子”媳妇之一。一心渴求离开山区老家的她以为自己嫁到了富庶的中原，但是没想到“婆家”不但比她老家还贫穷，而且等待她的是一辈子的家暴和人身自由受到限制。
洛奇母亲向美国之音回忆了自己当年的遭遇：“我那时候十七八岁。那时候八几年的时候，啥啥都不懂。就到他家去了。到他家之后，24小时看着我。不许上街，哪里都不许去。也不许任何人跟我说话。然后我那个老公是一个字都不认识，连个自行车都不会骑，啥用都没有的一个人。他自己感觉到他没有用，所以他就听他妹妹的话。白天他妹妹看着我，上厕所都要看着我。然后晚上他就看着我。”
一年之后，生下大儿子的她开始遭受频繁的家暴：“生了小孩，有两个多月他就开始打我：‘你是买来的，要打就打’。他说，我画个圈，我叫你死在圈里面，你都不能死在圈外面.你是我买来的，就像小动物一样，我想怎么玩怎么玩，想怎么打怎么打。” 不光是丈夫，公公也参与了家暴，最严重的时候，她被打得浑身是伤，躺了一周无法起床。
洛奇从小目睹了村子里像他妈妈一样被拐卖过去的妇女所遭受的家暴。“普遍性的家暴就是因为怕她们走掉。因为我妈是花了钱，你想想2500元作为一种商品买回家，你肯定是怕她跑掉。怕她跑掉那有什么办法呢？就是先把你的心理条件摧毁掉，就是叫下马威式的家暴。几乎所有这些被买来的媳妇，我不能说百分之百，百分之九十都要遭到婆家的虐待。都会挨打，但是挨打的轻重程度不一样。还有其他方面的虐待，诸如软禁。”
然而，美国之音记者就洛奇母亲的遭遇和多位律师交流之后，这些律师都表示，从法律意义上来说，很难判定其中是否存在“拐卖妇女”一罪。“这位妇女当时是自愿嫁出去，所以只能说是收彩礼或者买卖婚姻，但是不能算是拐卖妇女罪”，一位位于中国大陆的律师告诉美国之音。
张春松律师说：“她当初是乐意去改善自己的生活的。像她这样的情况，如果有家暴问题，那解决家暴的问题。这个焦点不应该集中在刑法修订上面。这不光是一个法学的问题，他其实是一个社会学的问题。需要一个社会整体机制的改变。还有包括救助机制。还有她重新融入社会，或者重新获得生存技能等等，这是整个一套体系的东西，不是说一个刑法的改变就可以改变的问题。”
缺失的官方和社会救助机制让受害者求助无门
江苏徐州铁链女事件发生之后，洛奇和他母亲都注意到了这个新闻。洛奇告诉美国之音，母亲并没有感到很意外：“因为她本人就是受害者，这种事情她见得多了。她不像你们这种没有近距离接触家暴的人这么震惊。”
张春松律师认为，随着人们收入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信息更加畅通和人口流动，二三十年前盛行的拐卖现象，确实在当下的中国已经不那么普遍了。他认同公安部专项行动通告里所说的“拐卖犯罪的高峰期集中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所以如今修改刑法的意义，更在于延长追诉期。
中国刑法第87条规定，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经过五年不再追诉。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最高刑是3年，所以追诉时效是5年。
张春松律师说：“现在的问题是，买这块的刑期比较低，三年以下。三年以下意味着追诉期只有五年。好多拐卖这个事情啊，他可能是七八年，甚至十来年，才会被找到。这样就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导致没法追诉，问题在这儿。”
张律师解释说，即使现在修法，因为法不诉及既往，不能因为现在的法律再把之前的事定罪。“所以主要的目的是提高追诉期。不是说要非常严格的打击，因为你就是把他判死刑也没什么意义。它的重点是，有犯必抓，而不是说抓了之后有多严重。比如抓了都死刑，但是不抓，那不等于大家都没死刑嘛。”
但是，他认为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根本不在于修改刑法：“法律不是万能的，刑法更不是万能的，甚至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这真的是一个只能社会不断进步，不断富裕才能逐渐消灭的事情。”
从小在家暴中长大的洛奇，成年之后带着父母去民政局办理了离婚手续。母亲几十年遭受的虐待和家暴，在他看来早已是当地人人参与的习以为常的惯事，所以也从未有过任何来自政府或者官方的援助。他说：“在我妈妈当年曾经无数次被家暴的时候，还有她所认识的那些从云贵川来的被拐卖的妇女，被家暴的时候，情况还有比八孩女情况更加惨烈的。很多村民都看在眼里，充其量上去劝几句，防止出人命把事闹大，但其实对这些被虐待被暴打的这些妇女来讲，起不到任何实质作用。”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3月2日发表于《中国新闻周刊》的文章“不解救被拐卖妇女，是一种不作为的继续犯”里提到，要用好渎职罪的规定。
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刑法第416条第1款都规定：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对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负有解救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接到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及其家属的解救要求或者接到其他人的举报，而对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不进行解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第2款规定，负有解救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阻碍解救的，最高可以处七年有期徒刑。
罗翔文中提到，在司法实践中，这个罪很少被适用，相关数据库很难检索到相关判例。
江苏省政府于2月23日发布的关于徐州铁链女事件调查通告里，宣布了“关于有关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失职渎职行为处理情况”。包括丰县县委书记，县长、宣传部长、妇联副主席、公安局警长、信访局副局长和计生办工作人员等17人，受到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撤销党内职务和政务撤职等处分。其中无一人受到刑事调查和起诉。
在洛奇看来，多年来政府的不作为，让他母亲的的内心充满绝望。“这事被人知道了又怎么样呢。她当时挨打，很多次都是公开的，作为一个人的羞耻感都完全被摧毁了。我们可能认为，（徐州八孩母亲这事）关注越多，被解救的希望越大。我们尽量的去关注，这样结果可能更好一点。其实对我妈来讲，她已经意识不到这一点了。她绝望到一定程度，她就对求生不抱什么希望了。因为曾经没有人救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