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日，台湾经济部长王美花与欧盟执委会贸易总署长魏恩德（Sabine Weyand）共同主持召开了“台欧盟经贸对话会议”。在会议召开的几天前，欧盟方面宣布，此次参会的官员层级，将由原定的技术官员提升到司局长及部长级。
此次欧盟提升对话官员层级的举动，台湾方面在事后给予了高度的赞扬。经济部国际贸易局在会议后的新闻稿中表示，“台欧双方为扩大合作层面，提升对话层级至部长/总署长级，显示在欧盟国际经贸合作蓝图上，台湾的重要性提升，亦为台欧盟关系的重大突破”。
作为此次会谈的成果，双方同意设立平台，深化伙伴关系，并在数位经济、贸易便捷化、半导体供应链韧性等议题上，就进一步讨论合作的可能性达成了一致意见。
特定领域的重要合作伙伴
“这的确是个好消息。不仅是因为欧盟承诺与台湾政治当局进行高级别对话，虽说自2021年以来这种情况越来越多，而且首先是因为它符合欧洲的经济利益”，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FRS）台湾安全与外交项目主任安托万-邦达兹（Antoine Bondaz）在接受美国之音邮件采访时表示，“欧洲的领导人终于开始理解台湾的经济重要性，而不仅仅是因为台湾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半导体供应链的紧张局势，极大地促进了这种认识”。
在新冠疫情爆发后，对于半导体供应链的担忧，就成为欧盟挥之不去的问题。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曾公开表示，处于芯片研究前端的欧盟，近几十年来其市场份额下降至仅占全球产量的 9%，而 30 年前这一比例为 40%。中国周围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以及疫情爆发骤然阻断供应、造成了工厂停摆和货物短缺，使欧盟意识到需要在欧洲生产这些主要从台湾和韩国进口的基本部件。
欧盟内部市场执行委员蒂埃里-布雷顿（Thierry Breton）更是明确指出，当前全球主要芯片供应商位于中国周遭地区，存在严重地缘政治风险，一旦发生事端将使欧洲大多数工厂陷入瘫痪状态。
台湾由此开始频繁出现在欧盟的官方话语里。
2012年10月，欧盟数字时代的执行副总裁玛格丽特-维斯塔格（Margarethe Vestager）表示，欧盟希望将台湾视为实现《欧洲芯片法案》目标的重要合作伙伴。
而布雷顿也在同一时期开始了 “技术与芯片之旅 ”。他访问了华盛顿、东京和首尔，并与台积电的首席执行官进行了会谈，虽没有到访台湾，但他表示，台湾必须被纳入这个基础广泛的经济和工业战略中。
今年2月，欧盟正式公布了《欧洲芯片法案》（EU Chips Act），其目的是确保欧盟自主供应芯片的安全。欧盟官员在发布会上公开表示，台湾在全球半导体制造领域地位非常重要，欧洲对与全球芯片的主要供应商台积电的合作持开放态度。
“台湾在全球半导体制造领域占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们知道今天欧洲使用的半导体将近50%都是在台湾生产，台湾拥有许多专业知识，我们在欧洲当然欢迎所有公司，包括台积电”，布雷顿在发布会上这样表示。
经济领域的战略合作伙伴
欧盟在近几年里，一直试图在印太地区构建多样化的战略合作伙伴，这其中就包括台湾。
2021年4月，欧盟发布了其在印太合作战略的声明，文中并未提及台湾。但作为该声明的进一步阐明，9月发布的印太地区合作战略公报中，共有5处提及台湾。这也被视为是欧盟在印太合作战略联合公报的官方文件中，首度明确纳入台湾，并将台湾视为欧盟在印太地区的重要合作伙伴。
在这份公报中，除了关切台海安全情势外，明确表示了欧盟将寻求与没有贸易和投资协定的伙伴，“例如台湾”，建立深厚的贸易和投资关系。并指出，为解决半导体供应链中的战略依赖性，欧盟将与日本、韩国和台湾等伙伴加深合作。
“在公报里提到，台湾完全是欧盟印太地区合作战略的一部分。与其他国家相比，台湾有明显的政治局限性，但经济方面的合作潜力很大”，邦达兹表示。
欧盟原本准备在2021年末宣布在贸易和经济议题与台湾合作的具体内容，包括举行更多的定期会议，在半导体等特定领域的合作以及高级官员的互访的内容。不过，由于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担心会损害与中国的关系，因而在最后一刻取消了这些计划。这也表明，在欧盟内部对于如何平衡台湾与北京间的关系，存在着不同的声音。
欧盟对中的态度的调整
除了台湾特殊的经济地位外，也可以从西方世界对于中国态度的转变来解读此次台湾与欧盟的部长级别会谈。
在最近的几年欧美媒体对台湾的关注无疑也是有增无减。欧洲大学研究所出版的2022年第七期《政策简报》里，出现了这样的数据。
“在2020年媒体中提及台湾的新闻报道，增幅超过了2019年的50%，仅法国日报《费加罗报》的报道就上升到131%。在2017年到2020年之间，法新社超过149%，费加罗报超过464%，纽约时报超过54%，CNN1为146%。涉及台湾的新闻报道，也是多样的。既有处理新冠疫情的、也有台湾维持其增长模式、促进民主价值、打击数字干扰和投资包括半导体在内的高新技术方面的报道”。
但欧盟官方对中立场的转变，无疑才是更关键的。丹麦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江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欧盟在台湾问题和人权问题上跟着美国一起打压中国，这是至少2018年以来一直都是这样的，而且欧盟的态度越来越强硬。我同时觉得，最近的战争和供应链的问题，也显示了欧洲需要保证他们的供应链，而台湾方面在这个方面有它的战略意义，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邦达兹则表示，“美国，还有日本和澳大利亚，都正在越来越多地与台湾当局公开沟通，这促进了讨论，特别是在这些经济问题上。欧盟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当然（部长级别的会晤）这对布鲁塞尔来说，是之前没有发生过的。最后，欧洲人已经部分放弃了对中国的幻想，现在正寻求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合作伙伴的多样化，台湾就是其中之一”。
部分放弃对中国的幻想，而逐渐采取日趋强硬的立场，这来自于欧盟在这几年里对中关系的定位调整。
2019年，欧盟在其对中关系中，除了合作伙伴和竞争者之外，添加了第三种称谓，制度对手（systemic rival）。
德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研究员蒂姆-吕利希（Tim Rühlig）表示，“我们已经看到了欧盟与中国关系的巨大转变。10年前，欧盟是相当自信的。他们那是认为能够通过与中国的接触，与中国做贸易，与中国的合作，将足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并逐渐改变中国，将中国融入现有的世界。但在过去的三到五年里，进入到了一个对中国观点进行重组的过程，这是更关键的。我认为“制度对手”的称谓就体现出了这一点”。
“我认为这非常清楚地表明，欧洲仍然希望与中国合作，但是，这个“制度对手”，现在是欧盟与中国关系定义的一部分。这非常关键，我认为这是真正转变了的因素。欧盟现在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制度对手”的角度来考虑双边关系的，而不是通过合作和竞争者的角度。现在，这三个要素如何真正结合在一起，我认为在欧洲内部仍然是有争议的事情。我认为我们正在看到一个持续的转变，而“制度对手”方面在变得更加突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吕利希这样说到。
乌俄战争爆发后中国的立场，无疑加速了欧盟开始重新审视和调整欧中以及欧台关系的步伐。吕利希表示，“欧盟对与中国关系的看法正在发生重大转变。中国对俄罗斯战争的立场以及对立陶宛的经济胁迫是其中的推动力。两者都与台湾间接相关，使欧盟重新考虑对该岛的态度”。
欧盟与台湾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此次的会谈中，台湾与欧盟还讨论了双边的投资关系与合作，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过渡，离岸风能以及卫生和植物检疫问题，包括台湾的糕点和加工肉类的出口以及欧盟农产品的市场准入的改善。
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研究员安托万-邦达兹也表示，欧盟和台湾的合作不应局限于芯片等高新技术领域，还可以在更广泛的领域内找寻合作的可能性。
“按照欧洲议会在2021年底关于台湾问题的第一份报告中的要求，就可能的双边投资协议展开讨论；让欧盟加入全球合作与培训框架（GCTF），这是一个由美国和台湾在2015年共同发起的平台，旨在 “利用台湾的优势和专业知识来解决共同关心的全球问题”，日本在2019年成为其正式合作伙伴，澳大利亚在2021年成为其合作伙伴。许多成员国已经参加了GCTF的各种主题的研讨会，但欧盟应该成为正式的合作伙伴”。
邦达兹同时表示，欧盟的目的不是要对中国指手画脚，也不是要质疑欧盟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而”只是为了加深与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一个关键伙伴的经济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