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位专职研究马列主义的学者在官媒上大声疾呼：共产党人就是要消灭私有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马列教授周新城在共产党理论刊物《求是》专栏《旗帜》微博上发表文章宣称：共产主义就是要消灭私有制。周新城的文章，点名批判了两位教授张五常和吴敬琏，搬出马恩列邓语录和共产主义原教旨主义理论，猛烈抨击了当今中国社会中的自由主义私有化思潮，引起了读者、特别是网上的热烈讨论。
按照人民大学网站介绍，周新城83岁，是人民大学“一级教授”“著名”，经济学家、理论家、教育家，苏联东欧问题研究“泰斗”，博士生导师，曾当过人民大学研究生院长。
他是五十年代人民大学经济学系学生，获学士和硕士学位，然后留校工作，文革后成为讲师、副教授。教授是1984年国务院特批的。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邓小平理论、苏联东欧经济。
周新城发表文章的题目是：共产党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有报道说，其发表文章的《求是》杂志，是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其前身是红旗杂志，是文革中著名的“两报一刊”的一刊，是中共高层的理论喉舌。据法广等海外媒体报道，周新城的文章是刊登在求是杂志网上刊物的“旗帜”栏目，但记者搜寻了求是网和相关栏目，但并没有发现这篇文章。
在相关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中，可以查到这篇文章。在微信相关文章中（察网）后，有3560多个评论，反对和赞成及各种评论，不一而足。一种观点认为，求是刊登的文章，都有很大来头。网友张洲说：这个信号简直厉害了，细咂摸咂摸了不得。旗帜官博相当具有代表性，其隶属于《求是》杂志社的，这个杂志社可不是一般杂志社，旗帜官博的权威性甚至大于新华社和人民日报。
毛左遭不屑
还有网友洞庭湖老麻雀说：请求“求是”杂志、旗帜网的编辑、记者先把自己个人的住房、汽车和钱财交给国家，否则，你们在这里大谈的所谓消灭私有制都是讲假话。而且我们会认为在你们心中其实只是想分其他人的私产。
由于周新城在文章中点了两位教授（吴敬琏和张五常）的名，有网友“乐观的优良传统”在百度贴吧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质疑周新城是“真左还是‘左’”。
他说，看到周新城批吴敬琏的文章，“十分震惊。
吴敬琏是主张完善市场机制、倡导共同富裕的学者和政府高参，或许有过几句过度维护私有制的言论，主体言行无疑是左派，怎么就成了右派呢？”
他说，周教授应该加深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解，多从行动上、而不是言语上批判他人。走出象牙塔、落实自己的主张的，是你摆脱空想、成为真左的唯一途径。
“周教授，和多数经济学者不同的是，你主张公有制为经济主导。国内这种经济区域还是存在的，东三省的很多城市都是代表。过往的公有制不完善，尽管“振兴东北”实施多年，东三省产业技术逐步跟上主流，但发展依然偏慢。周教授，你可以选择一个或几个东三省城市，积极建言落实你的经济思想，看看是否能加速区域发展啊。”
这位网友说：“如果你的行动能加速区域发展，那你就是真左。如果你罔顾现实、只从言论上讨伐他人，我就怀疑你正在堕落成你自己曾经批判的“左”了。”
周新城的文章最先发表在左派网站《察网》上，后来被求是旗帜栏目官方微博转载。那么周新城这位中国顶级的马列主义专家，到底在其文章中说了什么？
他的标题画龙点睛，他的小标题也都直奔主题。他的长文第一个小标题就是：共产主义就是要消灭私有制。这听起来是上世纪20年代共产党开始煽动国人闹共产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时代的语言，在中共执政后，也是在土改、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大跃进、文革等运动中非常时髦的语言和口号。
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学院教授周新城认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周新城说：“忘记这一条，就意味着背叛，不能称之为共产党员”。
这位人民大学的一级教授、马列主义专家接下来直接点名香港大学教授张五常，说他是”赤裸裸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分子”。
总体而言，周新城对张五常、吴敬琏等自由主义专家学者的批评包括：他们希望民企化，最好没有国企。周新城认为，自由派学者忽略了国家有比效率更重要的其他价值，比如政府对社会资源的指挥权，照顾底层人民等非金钱数字能衡量的价值。
在周新城最新发表的文章中，他大段引用了马恩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以及成为马克思主义重要组成部分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得出逻辑结论说：消灭私有制是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趋势。
而周新城的这些观点和论述，并没有丝毫或任何新意。中共主政后的无数政治运动，其重要目标和手段之一，就是消灭私有制。周新城援引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认为：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是生产力的社会性质及其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周新城没有阐述和说明，这些理论和观点，早在文革前的几十年就是中共主流观点甚至是抛头颅洒热血不惜大量牺牲生命（杀富济贫）而追求的目标，它和后来中共改革开放的理论和事件，有什么样的逻辑或因果关系。
周新城：共产运动的核心就是所有制问题
这位马列教授多次提到《共产党宣言》。他再度说：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
他说：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是所有制问题。他们非常重视这个问题，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消灭私有制。他还引用该宣言的话说：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他还引用列宁的话说，工人阶级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必须进行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发展而必然要产生的社会革命，即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化，把它们变成共有财产。周教授说，这些革命领袖，“总是强调所有制问题，强调要消灭私有制。”“淡化所有制，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周新城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他谈完具体理论，就回到了中国当下的现实当中。
他认为，当前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就是要不要坚持和发展公有制、消灭私有制和如何对待国有经济。
他援引习近平的话（2016年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说：国企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决不能认为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所有制问题，或者只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那就太天真了！”
周新城批吴敬琏
人大马列学院教授周新城在后面紧跟着批判了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经济学家吴敬琏。他说，吴敬琏“怎么看国企都不顺眼，非要彻底消灭不可。”周新城指控吴敬琏“造谣、撒谎，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他提到吴敬琏曾在接受香港凤凰网记者采访时说，邓小平没有说过国有这个词。他说，吴敬琏在采访中说，他查过《邓小平文选》，里面并没有提到国有这个词。而周新城说，吴敬琏是“信口开河”。
周新城说，邓小平在1985年就说过，“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周新城说，邓虽然没有说国有企业，但“谁都知道全民所有制就是国有经济”。
也许，邓小平说这番话时，中国的国有经济占到整个经济的90%以上。但是，到了2018年，不知道周新城教授写文章时，有没有查查此时的中国，国有制经济（全民和集体）占整个经济的百分比。
在互联网查询，有报道说：按照美中经济和安全审议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国国有企业产值占经济总量的45%。还有一个报道援引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的文章说：到2005年，中国国有企业产值占中国经济总量的39%，私营企业产值占61%。
周新城还不点名地批评了一位“省统计局副局长”和一位“曾经担任过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的‘经济学家’。” 他说，这位经济学家通过歪曲恩格斯的原意，为消灭国有经济、推行私有化制造舆论。”其用心极其险恶”。
张立建反驳周新城
而这种诛心论，遭到网友的批评。华南师范大学的张立建说：周不了解社会现实，是能力问题。“但一味拿大帽子吓人，这是文革遗风。”
张立建本周在网上发文反驳周新城的文章说：这种“如此有违常识、如此恶毒攻击别人的文章竟然能在公开刊物发表，确实佩服某些刊物的高见和无畏。”
华南师范大学的经济学老师张立建说，周文的核心观点不外乎私有制为私心服务；公有制为大公无私服务；故要消灭私有制？私有制和公有制又是什么？只有把握这两个问题，才能把握周文的偏颇之处。
张立建说，所有的人，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绝大多数，只有先满足自己的需要。唯如此，才有精力、有能力、有激情满足他人的需要。周新城会说：公有制能解决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占有之间的矛盾，而私有制却不能解决这个矛盾。
著有《宏观价值学》一书的张立建说，从现在全国各地的国企（主要是钢铁、石化、煤炭产业）去产能的情况来看，足以证明民营经济比国有经济更好，更容易解决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个人占有之间的矛盾。
还有网友提到，周新城在撰写这篇文章时，不知想到没有，从江泽民执政期间开始允许资本家入党后，有多少民营企业家也就是西方意义上的资本家，加入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最明显的代表是三一重工集团的老总梁稳根，他还多次参加党代会，还差一点成了中央委员。
有网友指出，周新城在那里抨击主张扩大私有经济、缩小国营经济的共产党员比如吴敬琏等不配入党时，有没有想到批评一下把成千上万的资本家招入党内的总书记江泽民以及他领导的两届中共政治局？
据不完全统计，中共在其16次全国党代会开始允许资本家入党，16、17、18大都有十多位企业家当选全国党代会代表。基层资本家入党更多，曾在江苏发生过企业家入党潮。
北京人民大学的周新城教授在其文章中说，喧嚷消灭国有经济的这些人，有的是声名显赫、社会影响颇大的“著名经济学家”，有的是身居高位、掌握实权的领导干部，他们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真不知道他们读到《共产党宣言》里消灭私有制、建立以国有经济为主要形式的公有制经济的论断，是什么心情？这不是直接打他们的脸吗？”
不知道周新城的这篇文章，在江泽民主政期间，能否顺利发出。
学者：周新城在“末路狂奔”
据一位人大毕业的学者说：周是研究苏联经济的，但却只讲授政治和中国的意识形态。80多岁本来早就该退休了，由于学校和外边的政治方向变化，转为终身。
这位知情人士说，周早年不是这样，也曾对戈尔巴乔夫高度评价，北京新闻工作者戴晴在1989年前对他有两次专访，都说戈、苏联改革、民主化、公开性的好。“89年后摇身一变，尝到好处，就彻底撕破脸，末路狂奔了。”这位学者说。
他说，周过去是学校研究所的领导，意识形态挂帅，因此，在职工福利方面，特别是住房和职称方面，经常给持不同观点的师生穿小鞋。
这位学者说，因为周走得太过了，文章在官方的刊物也不便发表，只能在一些不入流的毛左和意识形态强的刊物或网上发表。但是在《前线》杂志（北京市委主办党刊）和《求是》杂志发表的几篇，都是北京市市委领导和中央领导的首肯。
“再文革开始几年了”,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