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除了权力斗争是否还有追求乌托邦理想主义的成分？这些问题在反思文革的研究者中引起了辩论。有人认为，毛发动文革就是为了“生前防篡权、死后防鞭尸”；毛追求的根本不是乌托邦(Utopia)，而是“歹托邦”(Dystopia)。但也有人认为，除了权力斗争，毛发文革确实包含了对乌托邦的追求，只是他的乌托邦与极权政治结合在一起才导致了一场灾难。
生前访篡权、死后防清算
毛为什么发动文革？《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这样的解释：毛泽东1958年的大跃进搞砸了，导致三年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从此做贼心虚，唯恐大权旁落，被别人篡党夺权，唯恐死后象斯大林一样被清算。所以毛要发动一场大清洗，以维护自己生前的权力与死后的地位。”
胡平认为，这里有两个问题，毛为什么要发动文革？和毛为什么能发动文革？。“在某种意义上，这两个问题是互相矛盾的：如果说毛要发动文革，是因为他感到自己大权旁落；然而只有当毛对自己的绝对权力有极度的自信，他才敢于、也才能够发动文革。”
毛在1962年怎么打翻身仗？
胡平说，解开这一矛盾的关键是要弄清毛何以能在地位跌到1949年以来最低点的1962年，突然在党内反败为胜、重获话语权，甚至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用胡平的话说，“毛的这场‘翻身仗’是怎么打的？”
他说：“毛泽东采取的方法也很简单，他在（1962年）北戴河会议上一上来就提，我们今天就来讨论共产党跨不跨得了的问题；中国就两个党嘛，如果共产党垮了，就国民党上台。这个话看起来很突兀，其实却打动了与会者共同的心理危机。也就是说，既然共产党、大跃进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你真要改，改不改得起？”
在这种情况下，原先批评毛左倾政策的务实派领导人不敢再说话了。胡平认为，全党就是靠着这种“共同犯罪感“达成了新的团结，而且使“毛的权威不但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上升到最高峰，以至于攒足了发动文化革命的本钱。”
毛的大权没有旁落
但也有研究者认为，仅从权力斗争角度解释毛发动文革逻辑上过于简单，缺乏对历史的全面把握。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天问联合学会会长张博树说，他不认为当时毛的权力已经岌岌可危。
“我确实不觉得当时毛已经大权旁落。如果他真的已经大权旁落了，你就很难想象在中苏论战中怎么可能会先把批判中共的文章全部在《人民日报》发表？然后再反驳。这至少说明毛本人还是自信的。……所以把这些问题全部放在一起一看，你会发现，实际的历史场景比我们现在的一些朋友所推测的、所臆定的场景要复杂得多。”
张博树认为毛发动文革，不光有权斗的因素，也包含了他对实现社会公平、消除特权的乌托邦理想的追求，只是它是“一种与极权主义政治框架结合在一起的乌托邦，并由此导致了中国文革的大悲剧。”
不是乌托邦而是歹托邦
但耶鲁大学东亚系高级讲师康正果指出，毛追求的不能叫做乌托邦，而是“歹托邦”，即另一个希腊词Dystopia。他说：“因为乌托邦的意思是有计划地建设一个美好的世界，但是很难实现，而Dystopia的意思是说是一个坏的政策，一个实现后非常有害的政策。它在希腊语中的意思就是一个不好的地方。”
康正果认为，共产党建政后，一开始就实行土改，定家庭成份，“我把它叫做政治种姓，这本来就和乌托邦这么一个美好的社会背道而驰的，所以我认为用‘歹托邦’来称呼这个社会和毛的一系列政策才更合适。”
毛：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
康正果著有《还原毛共——从寄生幸存到诡辩成精》一书，他以毛年轻时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时写的批语“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为线索，纵观毛的一生。他说，
“毛自己在内心深处知道他是一个极卑之人，但是他要做极高之人，他不得不通过极卑的手段，来把他认为妨碍他成为极高之人的这些人都打倒，他才能变成极高之人。”
胡平认为，毛是否理想主义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理想是错的，他实现理想的手段是不顾一切的。他说：
“历史上的暴君之所以成为暴君就是他们要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全社会，由此反而造成一种极大的灾难，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讨论毛有没有理想主义的这种提法本身就不太准确。关键就是作为最高统治者你是不是要不顾一切手段推行你一套所谓理想，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就比一般昏君、一般平庸的统治者给整个社会造成的危害更大。”
上月底在洛杉矶举行的文革50周年研讨会上，以上问题引起了与会者的热烈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