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正在向全世界展示一种奇特的、独具中国特色的政治景色，这就是表态政治。
7月29日，在中国执政党共产党最高当局宣布对中共原最高领导班子中央政治局常委成员周永康立案审查以调查其“严重违纪”的问题之后，各省、直辖市和各自治区中共领导班子先后表态，表示支持以总书记习近平为首的中共中央的决定。
周永康在中共最高领导班子当中长期主管政法，是所谓的“政法王”。
*官方表态怪异时间差*
令中国国内外观察家感到好奇的是，各省市自治区中共当局的表态时差成为一种新闻，甚至成为中国官方媒体的新闻。
中国官方媒体澎湃新闻8月17日发表报道说：
“8月17日晚，青海新闻网发布题为《青海省委坚决拥护中央对周永康立案审查的决定》的消息。…至此，全国31省市皆已表态坚决拥护中央对周永康立案审查的决定。”
澎湃新闻的报道还说：
“最早在党报刊发表态消息的是陕西和贵州。7月30日，陕西省委召开副省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会议，贵州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分别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对周永康立案审查情况的通报。这两个省都在第二天，也就是7月31日通过党报刊发这一消息。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报道内容，7月30日也是表态最密集的一天。当天共有上海、吉林、内蒙古、天津、四川、江苏、山西、贵州、陕西、黑龙江、山东、新疆、浙江13个省份开会拥护中央对周永康立案审查的决定。”
让中外众多观察家们感到有些诧异甚至迷惑的是，中共是一个列宁/斯大林式的政党，一向规定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在位的最高领导人；中共最高当局决定拿下长年掌管石油工业和政法部门的周永康，为什么下级省市自治区中共党委表示拥护中共中央的决定却这却这样七零八落，迟迟疑疑，时间差巨大，以至于成为中国官方媒体提醒公众注意的新闻了呢？
*历史和文化的解释*
对这个问题，北京理工大学研究政治科学和政治文化的胡星斗教授提出了一种历史和文化的解释：
“中国现在的政治制度还有些像两千多年前的秦始皇制度，中央控制地方，地方再层层控制，形成中央、省、市、县这样的层层控制。在这样的制度中，中央的政策需要下面去落实，于是就出现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中央的决策需要地方的拥护，但地方可能阳奉阴违，也可能真心拥护。在这种情况下，表态文化就变得有必要了。
“中央必须要让地方表忠心。否则，就有可能出现地方诸侯势力坐大，甚至出现诸侯反叛。比如，在清朝末年，在慈禧太后当政支持义和拳滥杀无辜，招致八国联军反弹。当时的中国地方省份政府就纷纷表态不支持中央，决定‘东南互保。’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各省干脆纷纷宣布独立，导致清王朝垮台，中华民国成立。”
胡星斗教授解释说，中国这种地方当局要对中央当局表态的政情是西方民主国家的人难以理解的，因为那些国家地方政府是对地方选民负责的，不是对执掌中央政府的政党负责的，地方政府或许跟中央政府不属于一个政党。因此，西方国家的人不容易理解中国的这种表态文化。
胡星斗教授说：
“当今中国现在还需要表态文化，说明中国的政治制度还没有超越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这或许就是中国的悲哀。”
与此同时，在北京的历史学者章立凡对中共地方当局在周永康问题上的表态现象也提出了一种文化和历史的解释。章立凡认为，表态早就是中共的党文化的一部分了：
“自从有（中共）这个党以后，恐怕就一直是这样，有表态文化，检讨文化，站队文化，基本上来回就这几种东西。这也让我们想起在（1989年中共出动军队镇压要民主反腐败的和平示威的）6.4事件之后，各省也都要表态。我们注意到，在拿下前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之后，（中国）军方也是集体表态。”
章立凡在这里所说的中共检讨文化，是指除最高领导人之外的中共各级官员必须随时对上级领导发出的批评表示心悦诚服，即使是心不服也要口服，而且要写出书面的材料即检讨，承认上级是正确的，是永远正确的，自己是错误的，自己要修正错误，痛改前非。
所谓的站队文化，则是表态文化的另一种说法。中国公众近来观看到的典型的例子是，有“政法王”之称的周永康被拿下之后，他当年所主管的部门的掌门人纷纷表态站队，宣示/宣誓与周永康划清界限；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召集干部会议，痛斥周永康，声称 “周永康出现严重违纪问题，根本原因是理想信念出了问题，放弃了世界观的改造，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谋取私利的手段，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教训十分深刻。”
对这种与中共与生俱来的表态文化，站队文化，中国历史学者章立凡的评价是：
“我觉得表态文化其实就是在（中共）体制内的一种生存之道——如果你懂得表态，懂得站队，就可以保官保位包自己。这就是秘诀所在。所以，关键问题不在于你是否贪腐，而在于你是否是政治正确。表态的基本诀窍就是表示自己政治正确。中共的思维惯性就是如此。在（1966-1976年）‘文革’之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不也是这样嘛。都是要表态，要站队，要检讨。现在还是这一套。所以，我觉得都是了无新意。”
*习近平与中共体制危机*
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领导班子上台以来宣传和强调中共最高当局的所谓“三个自信” ——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然而，以反腐的名义拿下周永康之后，各省市自治区地方当局对中共中央当局迟迟疑疑、犹犹豫豫的表态支持，以致于地方当局的表态措辞和表态时间成为中国官方媒体的新闻，这一切似乎是向外界显示，今天的中共最高当局对下面的控制并非牢靠，“三个自信”不是那么可信。
北京理工学院教授胡星斗就个省市自治区当局表态的参差不齐作出分析说：
“也许是在地方官员当中有一些抵触情绪，或有不同的意见。这也说明中国目前还没有形成（已故的中共领袖）毛泽东式的、或（已故的伊朗最高宗教领袖）霍梅尼式的克里斯玛权威。‘克里斯玛权威’的说法来自社会学，是指一个领导人可以一个人说了算，完全靠他的个人魅力（chrisma）就可以征服一切人，让所有的人都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目前中国还没有这样的人。”
胡星斗教授表示，在当今中国没有克里斯玛权威的情况下，中共新领导人、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面临严峻的挑战，弄不好他提出的中国梦最后怕是要变成一场黄粱梦：
“尽管习总的权威越来越大，而且他也做了很多的大事，赢得了大家的支持；尽管现在也有很多学者认为现在是新权威主义，习总通过各个领导小组掌握了很大的权力，但实际上未必是这样。我倒是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加强最高领导人的权力，但条件是要继续推动改革。如果没有一定的权威连改革都推动不了，就像过去的十年几乎是荒废的十年，甚至可以说是改革停顿、法治倒退的十年。我们不希望未来也是这样的情况。习总推出了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但能否落实，现在恐怕还是一个问号。如果他能加强权威，能发号施令，说不定那些改革的方案能够推进。否则可能真的是一场中国梦而已。 ”
在另外一方面，在被问到在一贯强调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中共统治下的中国，表态支持中共中央如今居然成为一种悬念，一种新闻，一种成就，这是否跟中共当局所宣传的三个自信矛盾时，中国历史学者章立凡表示，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这种新闻，跟当前中国政治状况密切相关，是中国当前政治状况的反映：
“这其实还是一种说假话的文化。这个体制就是这样，不管你是不是真的心悦诚服，你也要装作心悦诚服，装作衷心拥护。其实你想想，拖了这么多天，表态还没有完，说明很多表态也是很勉强的，说明各地也是在观望形势，也说明其实这场权力斗争的胜负最后还没有出来，大家还有观望之心。只是现在一方占了上风，但这并不等于这个体制的分裂的危险已经过去。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注意到这次表态并不积极，而且存在观望的态度。我想，表态的延迟其实所表达的不是什么自信，甚至也不是信任，而是不信任。这种表态让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这个体制的危机。”
章立凡接着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最高领导层获得下面的表态其实意义不大，但中国关键的问题是中共最高领导层大现在看来还不知道要走什么路，该做什么事：
“现在（中共当局）要做的到底是什么？据说是要依法治国，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依法治国’从1997年提出来作为一个国家的大政方针直到到今天。经历了江泽民时代。经过周永康时代，中国法治大大倒退。这说明了什么？说明这体制本身有问题。依法治国也是一个梦，是一个先前的中国梦，怎么到今天也没实现？二十来年到现在都没实现。我觉得，如果不反省这个体制，如果不清算周永康主政期间制造的大量的冤假错案给中国的法治造成的伤害，执政党还是面临合法性的难题。这可能才是根本的问题。”
*有关周永康的悬念*
周永康在被拿下之前，他先前的许多部下被拿下。周永康长年主管中国的国家垄断的石油行业。在他被拿下之前，显然是的的中共最高领导层同意甚至是授意的中国媒体发出大量报道说，在周永康掌权期间，他的家人和亲友获得大量的好处，侵吞了巨额的国有财富。
周永康长年主管公安司法。在他掌管公安司法期间，肆意践踏法律成为中国各地政府当局和司法部门的常规执法方式，以法外执法为特色的所谓“维稳”经费超过了中国庞大的军费。
现在人们还不清楚中共当局对周永康的贪污腐败问题将进行怎样的“切割”和追究。
尽管中外观察家现在不清楚中共当局将是否或将如何法律追究周永康的贪腐问题，但观察家们几乎是一致认为，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将不会对周永康肆意践踏法律和法治的行为进行任何追究。
与此同时，中共当局表示，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讨论的主题将是“推进依法治国。”
中共当局将如何在无视周永康对法治的肆意践踏同时又能切实推进法治，现在成为中国公众的悬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