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上将刘源最近发表《心中永存——向总后勤部告别》，可以算是以薄熙来、刘源、习近平三人为代表的50后红二代政治长跑的封印之作。无论有多少深深的眷恋，在奉习近平为尊的权力盛宴上，其他的红二代目前已经没有席位了；从毛时代开始，一直以“革命接班人”自诩的红二代，终于不得不成为贵宾席上的观众。
邓小平、陈云拍板：让自己人的子弟接班
在薄案初起之时，我曾写过《中国权力传承模式：血缘+党内程序》、《中共太子党离权力到底有多远》，指出中共政治权力交接方式很有特点：既不象苏共那样，通过党内高层协商、再参考任职经历，推选出继任者；也不象北韩金氏政权那样只认血缘，从一代到三代都是父死子继，或古巴卡斯特罗家族那样兄终弟及。中国特色的权力传承模式是双轨制运作：既有一套制度化因素，即高层指定接班人，但不能按血缘直接传给子女；又有一套非制度化的潜规则，“太子党”(后来转称为“红二代”)可以得到种种官场晋升的特殊便利与优惠。这种血缘+党内程序的模式，是邓小平、陈云二位元老拍板确定下来的模式。对党内高层子弟来说，有明显的好处，但这其中也含有不确定性。
先说好处。邓时期实行集体领导这一制度，让所有高层子弟都可以“平等”地参加以中南海大位为最终目标的马拉松政治长跑。“文革”时期只有毛泽东的女儿李纳及侄儿毛远新可以堂而皇之地轻取省军级高位，例如毛远新27岁便成为中共建政以来最年轻省级干部，其余的“开国元老”们的子弟只能参军、招工、到农村锻炼，最好的结果是进入大学成为工农兵学员。两相比较，元老们觉得邓陈确定的参赛更为“公平”。
所谓“不确定性”，是指红二代们必须到基层攒资历，一层层在权力阶梯上攀爬，但每个台阶都可能出现无法掌控的不确定性。红二代到基层锻炼，必须与基层官员打交道，因此至少得放下身段，让县长、乡镇长将其看作自己人。现在媒体上回放习近平当年在陕西老家插队、以及在河北正定当县长时的朴素(说习象炊事员的评价)与亲民，并非编造，确属当年习的真实表现；只有那样，才能过得了所谓基层推荐关。就我1970年代在修铁路时所见，无论是大学招生还是工厂招工，尽管上级指定要推荐某干部子弟，但群众推荐这一关，有人就是无法通过，只能另想办法。
刘、薄、习政治长跑“成绩”优劣有别
正因为上述不确定性，不少红二代宁可选择到中央机关工作，避免在乡土味十足的基层官员面前降低“高贵的身段”，连邓家诸女都选择留在军队或中央部委工作。当时，愿意去县这一基层“锻炼”的“黄带子”只有刘源、薄熙来与习近平三位。
刘源作为刘少奇之子，一杆子插到底，从北京师范学院毕业之后，1982年从河南新乡县七里营公社副主任一职开始起跑，短短6年间历任新乡县副县长、县长、郑州市副市长，至1988年便任河南省副省长，成为全国最年轻的副省长，几乎是每年升一级。但在前程似锦的1992年，出于外界不明的原因，刘源突然变换跑道，弃文就武，调任武警部队水电指挥部第二政委兼副主任，由此进入军界，同年挂武警少将警衔。这一变换跑道为他的仕途带来终身遗憾。
薄熙来1982年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毕业后，先后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中央办公厅历练两年，1984调任辽宁省金县县委副书记，此后直到2004年这20年间，薄熙来以大连为基地，力拼政绩，升至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传闻他与辽宁省委书记闻世震不合，断了从辽宁省委书记直升中央这条路，因此不得不于2004年调任商务部部长。薄性格强势，据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仪很不喜欢薄。这两度蹉跎，到2007年调至重庆任市委书记、列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之时，已经比低调处世的习近平低了两个台阶。
习近平在1975年进入清华大学之前，已在陕西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做过党支部书记。1982年进中央办公厅、再从中央军委办公厅秘书一职转任河北省正定县委书记。1985年之后的任职经历主要在福建。2003年开始任浙江省委书记一职，再于2007年先是出任上海市委书记兼上海警备区第一书记，同年转任中央政治局常委、转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储君大位已经俨然在望。
上述情况可见，刘源仕途高开低走。习、薄二人在基层熬级别时，由于为人的不同，风评也有很大差别。薄熙来从任大连市长开始，在成为国内媒体热捧的“政治金童”的同时，不幸成了香港媒体的丑闻主角，香港《文汇报》驻大连记者站负责人姜维平因匿名在香港媒体上揭露其丑闻而被构陷入狱。习近平则绝少在媒体露面，低调实干，在非常复杂、大案迭出的福建，竟然能保全自己，其风评与薄相较，差别很大。到2007年薄抵重庆任职、习至上海任职为止，这两位“太子党”政治明星的仕途前景优劣已判。从职位安排上看，习近平被作为第五代领导核心加以“培养”，薄熙来的政治局委员与重庆市委书记则更象是安慰奖。
其余各家子弟的情况各有所异，陈云儿子陈元以北京为地盘，1984年调任北京市商贸部部长兼市体改委常务副主任，其时职位比前述三位要高。其父原本想让他晋位北京市委副书记后继续高升，不料在1987年12月13日北京市第六届党代会选举北京市委委员时被差额选举掉，仕途受挫，以后一直在金融系统任职。其志向不得不调整。2005年6月陈云诞辰一百周年时，陈元在CCTV白岩松采访节目中回忆：其父陈云在“文革”期间被流放到江西时对他讲：时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的沃尔克“实际上是真正的美国总统，经济上的总统”。
2007年之后，薄熙来、刘源、陈元、包括军中红二代张海阳等人结盟，开始落实竞争大位计划。诸人当中，因只有薄熙来还留在升任更高职务的政治跑道上，因此成了众位红二代帮扶的对象。
习近平处理薄案余党“内外有别”
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接任中共掌门人，一直戳力集权；但在处理权力斗争的对手时，还是遵循“内外有别原则”。对于平民出身的高官，比如力挺薄熙来的周永康，包括薄入狱后与周永康有勾连的令计划等，习近平毫不手软；但对于如何“安置”当年与薄熙来结盟的红二代，他只能采取围棋的削势策略，一步一步且看且走。
对于为薄熙来提供逾千亿经费的国开行行长兼董事长陈元，习近平先是于2013年安排其退休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允诺他出任筹建多年的金砖五国开发银行行长。等2014年金砖银行正式开办时，总部如中国所愿设在上海；首任行长却来自印度，陈元不仅与行长一职无缘，也与首任理事会主席、董事会主席无缘，未能出掌金砖银行。
原二炮政委张海阳（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上将之子）在十八大之后未获晋升，并在腐败传闻中于2014年末退休。
刘源在薄案之后的经历、态度及情况较之陈、张要复杂得多。在薄熙来出事之前，刘源见势不对，在关键时刻做出了选择。在《薄熙来称依照中央命令处理王立军》(《纽约时报》2013年8月31日)一文中，记者透露一细节：王立军被送到北京后，令计划负责的中央办公厅秘密地命令首都的一家部队医院对王立军进行精神病检查，该医院确认王立军患有间歇性精神问题。如果这个消息传播开来，可能会让人们质疑王立军关于谋杀的说辞，还有他提出的其他指控。得知检查结果之后，薄熙来请求监督这座北京医院的军方盟友刘源将军帮助泄露检查结果，但被刘拒绝。据一些了解内情的人士称，如果刘源作出不同的选择，王立军的言辞可能会被推翻，而薄熙来则或可不倒。
习近平履任之初，刘源满心不服几难抑制。网上流传一张电视画面截图：2012年11月16日下午，胡锦涛与新任中共总书记、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了在京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央视新闻镜头显示，胡锦涛讲话盛赞习近平是个合格的接任领导，几乎所有的出席会议的人，包括习近平本人均在做笔记，但镜头转到刘源时，刘不是仰望天花板，就是坐在位置上腰板挺直，手放在椅子的扶手上，头略微上扬，桌上不留一纸一笔。
刘源再度调整态度，是在2013年，配合习近平整军，刘源在军中强力推行反腐。以后，海外不少媒体一直流传刘源即将进入军委的消息，但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2015年10月，习近平进行军改，其中内容之一是组建新的军纪委、军委政法委、军委审计部门等机构。12月6日海外有网站报《独家：习近平密友刘源上将确定出任军纪委书记》，不少人信以为真。这些人显然未注意今年10月《张木生严正声明》发表的真实背景。张木生怒气满胸地称其数年前“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一语并非针对习近平，“异运人士不厌其烦地使用我这两句话，醉翁之意不在我，而是处处指向刘源。其实我多次说明我不是刘源的什么‘智囊’，刘源的智慧和知识结构都强于我。刘源对我的批评最多：‘好话不好好说，被反对派用来反党’。对我两句话的误说误读误解，我认错纠错改错，纯属个人观点，与刘源无半毛钱关系！”这番声明看来是刘源冲刺中央军委的最后一次努力，但看来并未打动“帝”心，于是有了刘源的光荣退休。
红二代大多数出身于40年代后期与50年代，年届退休。这场起始于80年代的政治长跑，在未到最后百米冲刺之时，没人知道谁会拿到那块巨大的奖牌。陈云当年定下“让自己人子弟接班”这条规矩之时，出于中共内部权争教训，已经料想到大位之争必然刀光剑影，因此在审判江青等人之时，定出一条党内斗争不判死刑的潜规则。他这条规则算是种瓜得瓜，确保了多位参与十八大权位之争的红二代的身家性命。盛宴上的席位虽然无份，“两会”的观礼贵宾席位依然得以保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