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 —
在刘晓波继续其牢狱生涯、他妻子刘霞遭遇被逼向极限的打压之时，他的朋友们在纽约讨论这个问题。他们发现，刘晓波获奖绝非偶然，他身上集中了一些不寻常的特质。坚持立足国内、对自己的错误持忏悔态度、《零八宪章》的灵魂人物地位、承受苦难的意识，加上他在文学、哲学等方面的学养和才气，所有这些集中在刘晓波一人身上，形成了他与众不同的特质。
*八九前的重大决定：走入政治*
刘晓波曾于1989和1993年两次到过纽约，特别是前一次，在他从一个文学批评家转变为有抱负的政治异议人士上尤显重要。
1989年，刘晓波完成了挪威奥斯陆大学的访问学者后来到美国，当年3月来到纽约，当时他是来搞文学批评的，拎着一箱子自己的著作作为“敲门砖”。他参观美术展，逛百老汇，买皮夹克。独立中文笔会会长贝岭说，但是，在1989年“六四”返回中国前，刘晓波实现了一个转变：“他对政治的兴趣严重地覆盖了文学和其它方面。”贝岭说：“八九之前他已经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走入政治。”
*只有晓波一人回国了*
正当刘晓波准备接任海外民运刊物《中国之春》主编职位、犹豫着要不要办政治庇护的时候，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爆发了，他毫不犹豫地立即决定回国。旅美学者冯胜平回忆，当时大家都很激动，包括刘晓波在内，有5个人决定立刻回国， “结果真正到了走的时候呢，四个人以各种理由都不走了，只有晓波一人走了。”
曾在美洲华侨日报任编辑的王渝回忆道，“我们都劝他不要回去，担心他的安全，那他觉得这是一种责任，这个时候一定要回去。他倒没有讲要去领导这场运动，他的讲法是他真的没有想到这群年轻人这么可爱，做了这样的事，他要回去跟他们在一起。”
上星期六，一些曾在纽约与刘晓波有过互动的朋友，在《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家聚会。座谈会的题目是“刘晓波在纽约——1989、1993”。
*再次谢绝避难返回中国*
1993年，刘晓波在纽约只呆了几天。当时他应邀到澳大利亚访问，然后到美国接受文献纪录片《天安门》制作者的采访，并在台湾《联合报》发表《我们被我们的“正义”击倒》，对“八九民运”作了批判性反思，引起海内外异议人士很大争议。那次，刘晓波再次谢绝了海外一些朋友要他留下避难的建议，返回中国。
在此之前，刘晓波有过一段颇受争议的经历。“六四”镇压后他被捕入狱，写过悔过书，还以“证人”身份说过“天安门没有死人”的话，被官方利用来掩盖屠杀。
*反反复复地忏悔*
那年，胡平和刘晓波的好友陈军，陪刘晓波去波士顿接受《天安门》制作人卡玛的采访，一路上他一直在谈他“六四”后那些备受批评的事情。胡平说：“他老那么说，就说明他希望留个好的记录，他不希望有个不好的东西。而他自己不能回避这件事情，因为大部分人都采取回避态度。”
出狱后，刘晓波被负罪感困扰，一直寻求为“六四”难属做些什么。资深记者曾慧燕说，“六四”十六周年时，他写了一首祭诗献给天安门母亲丁子霖的儿子蒋捷连：“面对你的亡灵，活下来就是犯罪，给你写诗更是一种耻辱。”已故自由派知识分子许良英至死都没有原谅刘晓波，刘晓波则在文章中反反复复地向他忏悔。
*强迫改变自己*
80年代，刘晓波以一匹文坛黑马出现，自视甚高，个性桀骜不驯；在学术上，他最愿意做的事就是“修理”权威。“六四”出狱后，他为忏悔自己的错误，不断赎罪，甚至祈求不能理解他的人宽恕和原谅他，前后对比，判若两人。贝岭说：“我没有见过一个人在他一生里面如此强迫地要改变自己所有过去曾经有过的东西，这个转型里面让我看到那么不自然又那么努力。”
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后对他的争议并未减弱，最具争议的也许就是他的“无敌论”。2009年12月23日，在被定罪前，他在狱中发表了《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一文，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遭遇看待国家发展和社会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贝岭说，至今仍有他昔日的朋友称他为“装逼”，但他的好友认为那是不理解他。陈军说，“无敌论”可能有三层意思：“当时我们就讨论过怎么超越，就是说，你反抗你的被反抗者你怎么不沾染他身上的问题。就是说，你不是我的敌人，我只是顺便反对你，但是你不是我的人生目标；第二，可能是一种政治策略；第三，也许是信仰。我个人觉得，这三种的混合是最有可能的。”
*当之无愧的领袖*
刘晓波在《零八宪章》中的灵魂地位，以及他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11年，从某种程度上可能都是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因素。不过，胡平认为，刘晓波在国内20多年的坚持，以及他与各领域反对派人士的良好关系，证明了他的领袖作用是当之无愧的：“因为我老跟他联系，我很清楚，我们要做什么事就找他，你找到他就把什么事情都找起来了，没有他，你发现就找不着人了。党内的包括像鲍彤，这些地位的人，还有胡绩伟，要买他的账；知识界的那些人、艺术界的那些人也买他的帐；异议人士、老民运人士都认他，所以他出头就能搞得起来。”
从受难意识的角度来看，刘晓波具有一般中国知识分子所没有的既能负重又能忍辱的特质。他与刘霞的患难爱情更将成为一段佳话，陈军说，牢狱生涯正在把刘晓波塑造成一个目前中国尚无人能企及的反对派的政治或精神领袖：“不管怎么说，他现在在监狱里这样坐下来，11年坐下来，我们已经看到，他一点不比曼德拉、昂山素季差，只是说，中国有没有人用我们认为的那个比较有洞察力的方法把他描述出来。”
*群体的符号和代表*
2010年诺贝尔和平被授予刘晓波，其本身作为一个群体的符号意义和代表意义，远重于他个人身上的特质。旅居纽约的网络活跃人士北风说，在他看来，这是对二、三十年来这个群体推动中国民主运动的一种肯定：“我更愿意把他看为是对一个整体的褒奖。”
*八九前的重大决定：走入政治*
刘晓波曾于1989和1993年两次到过纽约，特别是前一次，在他从一个文学批评家转变为有抱负的政治异议人士上尤显重要。
1989年，刘晓波完成了挪威奥斯陆大学的访问学者后来到美国，当年3月来到纽约，当时他是来搞文学批评的，拎着一箱子自己的著作作为“敲门砖”。他参观美术展，逛百老汇，买皮夹克。独立中文笔会会长贝岭说，但是，在1989年“六四”返回中国前，刘晓波实现了一个转变：“他对政治的兴趣严重地覆盖了文学和其它方面。”贝岭说：“八九之前他已经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走入政治。”
*只有晓波一人回国了*
正当刘晓波准备接任海外民运刊物《中国之春》主编职位、犹豫着要不要办政治庇护的时候，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爆发了，他毫不犹豫地立即决定回国。旅美学者冯胜平回忆，当时大家都很激动，包括刘晓波在内，有5个人决定立刻回国， “结果真正到了走的时候呢，四个人以各种理由都不走了，只有晓波一人走了。”
曾在美洲华侨日报任编辑的王渝回忆道，“我们都劝他不要回去，担心他的安全，那他觉得这是一种责任，这个时候一定要回去。他倒没有讲要去领导这场运动，他的讲法是他真的没有想到这群年轻人这么可爱，做了这样的事，他要回去跟他们在一起。”
上星期六，一些曾在纽约与刘晓波有过互动的朋友，在《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家聚会。座谈会的题目是“刘晓波在纽约——1989、1993”。
*再次谢绝避难返回中国*
1993年，刘晓波在纽约只呆了几天。当时他应邀到澳大利亚访问，然后到美国接受文献纪录片《天安门》制作者的采访，并在台湾《联合报》发表《我们被我们的“正义”击倒》，对“八九民运”作了批判性反思，引起海内外异议人士很大争议。那次，刘晓波再次谢绝了海外一些朋友要他留下避难的建议，返回中国。
在此之前，刘晓波有过一段颇受争议的经历。“六四”镇压后他被捕入狱，写过悔过书，还以“证人”身份说过“天安门没有死人”的话，被官方利用来掩盖屠杀。
*反反复复地忏悔*
那年，胡平和刘晓波的好友陈军，陪刘晓波去波士顿接受《天安门》制作人卡玛的采访，一路上他一直在谈他“六四”后那些备受批评的事情。胡平说：“他老那么说，就说明他希望留个好的记录，他不希望有个不好的东西。而他自己不能回避这件事情，因为大部分人都采取回避态度。”
出狱后，刘晓波被负罪感困扰，一直寻求为“六四”难属做些什么。资深记者曾慧燕说，“六四”十六周年时，他写了一首祭诗献给天安门母亲丁子霖的儿子蒋捷连：“面对你的亡灵，活下来就是犯罪，给你写诗更是一种耻辱。”已故自由派知识分子许良英至死都没有原谅刘晓波，刘晓波则在文章中反反复复地向他忏悔。
*强迫改变自己*
80年代，刘晓波以一匹文坛黑马出现，自视甚高，个性桀骜不驯；在学术上，他最愿意做的事就是“修理”权威。“六四”出狱后，他为忏悔自己的错误，不断赎罪，甚至祈求不能理解他的人宽恕和原谅他，前后对比，判若两人。贝岭说：“我没有见过一个人在他一生里面如此强迫地要改变自己所有过去曾经有过的东西，这个转型里面让我看到那么不自然又那么努力。”
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后对他的争议并未减弱，最具争议的也许就是他的“无敌论”。2009年12月23日，在被定罪前，他在狱中发表了《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一文，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遭遇看待国家发展和社会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贝岭说，至今仍有他昔日的朋友称他为“装逼”，但他的好友认为那是不理解他。陈军说，“无敌论”可能有三层意思：“当时我们就讨论过怎么超越，就是说，你反抗你的被反抗者你怎么不沾染他身上的问题。就是说，你不是我的敌人，我只是顺便反对你，但是你不是我的人生目标；第二，可能是一种政治策略；第三，也许是信仰。我个人觉得，这三种的混合是最有可能的。”
*当之无愧的领袖*
刘晓波在《零八宪章》中的灵魂地位，以及他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11年，从某种程度上可能都是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因素。不过，胡平认为，刘晓波在国内20多年的坚持，以及他与各领域反对派人士的良好关系，证明了他的领袖作用是当之无愧的：“因为我老跟他联系，我很清楚，我们要做什么事就找他，你找到他就把什么事情都找起来了，没有他，你发现就找不着人了。党内的包括像鲍彤，这些地位的人，还有胡绩伟，要买他的账；知识界的那些人、艺术界的那些人也买他的帐；异议人士、老民运人士都认他，所以他出头就能搞得起来。”
从受难意识的角度来看，刘晓波具有一般中国知识分子所没有的既能负重又能忍辱的特质。他与刘霞的患难爱情更将成为一段佳话，陈军说，牢狱生涯正在把刘晓波塑造成一个目前中国尚无人能企及的反对派的政治或精神领袖：“不管怎么说，他现在在监狱里这样坐下来，11年坐下来，我们已经看到，他一点不比曼德拉、昂山素季差，只是说，中国有没有人用我们认为的那个比较有洞察力的方法把他描述出来。”
*群体的符号和代表*
2010年诺贝尔和平被授予刘晓波，其本身作为一个群体的符号意义和代表意义，远重于他个人身上的特质。旅居纽约的网络活跃人士北风说，在他看来，这是对二、三十年来这个群体推动中国民主运动的一种肯定：“我更愿意把他看为是对一个整体的褒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