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毛泽东通讯秘书、前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的李锐在其百岁寿辰时发表文章《百年回首》，再次呼唤宪政和普世价值。不过他在文章中称自己“对得起历史，对得起党”，这一言论引发一些民运人士的反弹。
4月13日是李锐的百岁寿筵。由于有关部门的要求，李家只摆了五围的酒席低调庆贺。据港媒明报报道，到场者包括六四事件中入狱的前光明日报记者戴晴、前湖南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朱正等50余人。和99岁生日时一样，李锐今年也写作一篇文章回忆过往，并发表在最新一期的《炎黄春秋》杂志上。美国之音记者电话采访李锐，被对方以身体不适的原因婉拒。
“对得起历史 对得起党”
李锐在文章《百年回首》中说：“回首一生，我对得起历史，对得起党，也对得起自己。”文章从李锐儿时的经历写起，讲他受父亲影响，从小就对共产党有好感。之后投身革命，一度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发配到北大荒，险些被饿死。文革时，李锐称由于他发表了对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负面看法，被关进了秦城监狱，一关就是八年。
李锐在《百年回首》一文中感叹：“我是真没有想到自己能够活到100岁。我的传记作者宋晓梦说过，我的遭际换在别人身上，可能死过几回了。”他在去年发表的文章《九九感怀》中也引自己的旧诗一首：“百岁当今相见稀，鄙人运气自稀奇。一生苦难知多少，最怕单监与饿饥。”印证了其命运几番波折给他带来的难以磨灭的苦楚。
“唯一忧心天下事 何时宪政大开张”
李锐早年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晚年转而主张民主宪政。他在文章《百年回首》中重提88时写作的一句诗，“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认为中国应遵循“普世规律”，“不能与世界脱节”。
他在《九九感怀》中推崇西方的科学、民主和法治。他说：“人类社会进步，主要靠科学和民主。没有民主，科学也发达不了。还要靠法治，依宪治国，而不是靠什么‘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那是不得人心的。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就是缺乏民主、科学，只有人治，而无法治。”
有80年党龄的李锐被一部分海外人士评价为“党内民主派”，也有一些学者称他是“两头真”现象的代表。《炎黄春秋》前主编杨继绳在2001年1月的《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中国的一场跨世纪争论》一文中首提“两头真”的概念。他说，抗日战争前后和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中有一大批“两头真”的人物：青年时代为追求真理真诚地参加革命、离休以后大彻大悟并真诚地直面社会现实。
历史学者章立凡认为李锐“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他在文章《“两头真”与中间失真》中说：“如李锐、李慎之、何家栋等，在政治生涯中途因讲真话获罪，就发不出声音了，但晚年仍坚持讲真话。”
与之相对，也有观点认为以李锐为代表的“两头真”老人其实是“一生伪”。时评人“文贝”认为他们“回避责任，用西方的民主和自由这种空洞的政治口号来掩盖当年的乱为”。
而在中共“左派”眼中，李锐是“反毛疯子”。红色文化网2013年9月转发了“春晖”发表在《环球视野》的评论文章《李锐是反毛疯子》。文章指李锐受到“境外敌对势力的串联、唆使”，“抹黑、侮辱毛泽东”。文章还说，李锐和《炎黄春秋》的编辑们是“下决心与全国人民为敌，也是下决心与中国共产党、党的中央以及全党为敌”。
五不碰
身在海外的异议人士和民运人士也对李锐在《百年回首》中的观点略有微词，主要是针对李锐称自己“对得起历史，对得起党”。
在独立中文笔会发表过多篇文章的专栏作者莫之许发推特说：“李锐、杜导正这些人，哪一点对得起历史了？放到历史的长河里，他们除了帮助建立并巩固极权体制之外，难道还有其他贡献？李锐、杜导正们的这一辈子，不是在为建立极权体制奋斗，就是和极权体制在一起，他们对得起什么历史，说他不要脸，够客气了。”
莫之许同时还批评了《炎黄春秋》杂志的“五不碰”：不碰多党制、不碰军队国家化、不碰六四、不碰法轮功、不碰现任和上任领导人。
民运人士赖永献也发推说，李锐“能对得起党，必定对不起老百姓”。
另一位民运人士陈闯创发推说：“李锐会这么认为和民间有人附和，大概是因为他们梦想所谓中共民主派会主导政治变革，转型后中共仍能存在，到时这批老家伙就会被作为‘历史的先声’而记住。这就是做梦，到时这些人的道义资源恐怕连被中共枉法审判的薄熙来都比不上。”
胡平：李锐的“对得起党”被误解了
然而，《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认为，李锐的批评者误解了他话中的本意。
胡平4月14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一般人们说‘对得起党’，那当然就是因为共产党要坚持它的一党专制，那么对得起党当然就是要对得起共产党坚持一党专制……但从另一个意义上，‘对得起党’就是说希望这个党好，并不是一些人理解的希望党能够永久的掌握这个政权、垄断政权，而是说他希望这个党变好、改好。”
胡平谈到，李锐参加共产党的时间较早，对党内的一些同志“有相当的感情”。他内心是希望那些人能够顺应历史潮流，接受普世价值。
此外，胡品还批评了当前执政的共产党人，认为他们背弃了当年革命的初衷。他说：“相当一批共产党人当年参加革命或许是抱着为国为民的初衷，但是随着革命的胜利，随着自己掌握了权力，那么他们就把这个初衷置之脑后。当他们意识到他们过去的做法是错误的时候，但是他们还依然坚持过去错误那一套，其实是为了坚持自己的既得利益、坚持共产党的垄断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