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科学史家、思想家、民主人权活动家许良英星期一在北京去世，享年93岁。
在1949年共产党掌权之后的中国，许良英可谓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物。他自始至终是一个敢于坚持自己理想的理想主义者，并以此为荣。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他毫不后悔，依然是我行我素，坚持理想，在语言和行动上坚行理想。
*信誉、荣誉之人*
说起坚行理想，美国已故的著名公共知识分子、记者、政治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有一句常常被引用的警句，“一个人即使在不方便、无利可图或危险的情况下也坚行理想，这个人便具有荣誉。”
李普曼对这种荣誉之人的赞美，许良英可谓当之无愧。
在“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识时务者为俊杰”等传统观念强大的中国，许良英是一个非但不肯低头、而且常常顶风而上的异类，是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坚持不肯识时务的怪杰或豪杰。
长期被迫流亡美国的中国著名政论家、学者胡平2002年在《许良英文集》出版之际写道：“许良英在大是大非面前从不含糊，从不躲闪，该怎麽做就一定怎麽做。这就叫信誉，这就叫刚直方正。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风云多变，人心莫测，多少英雄好汉，哪怕手眼通天，遇事也常常免不了要踌躇犹豫，权衡算计的。象许先生这样直来直去，具有高度的可预测性或曰可推论性，实在少见。”
1957年，中共已故的最高领袖毛泽东玩弄他自己所说的“引蛇出洞”的“阳谋”，即先是发动中共各级组织竭力动员鼓动知识分子向中共提出批评意见以便帮助中共整顿作风，然后再突然变脸，把那些胆敢提意见的知识分子打成所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对他们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就在毛泽东通过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从而发布了威胁性十足的“反右”动员令之际，许良英非但没有望风而逃，反而选择挺身而出。其实，在毛泽东“引蛇出洞”的时候，他并没有参加鸣放，没有发表什么反党言论。
在《人民日报》 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之后，许良英顶风而上，斥责毛泽东的“阳谋”，于是顺理成章地被划成“右派”，而且是性质严重的“极右”。《人民日报》还多次发表文章，批判他的“极右”言论。
用许良英晚年的忘年之交、新一辈学者、他的浙江老乡傅国涌的话说就是，“他本人并无右派言论，他因反对反右运动而成为右派。”
许良英为此付出了20年的代价。他被打“回浙江老家务农”，变成了1949年以来居中国大陆社会最底层的农民的一员，直到1978年。
*沉痛而有趣的反思*
在生活毫无保障、学术研究条件毫无保障、出版毫无希望（或希望微乎其微、接近于零）的那些日子里，许良英翻译了《爱因斯坦文集》三卷共130万字。在毛泽东发动和推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爱因斯坦文集》的出版，为中国知识界贡献了高能量的科学和精神食粮。
在青少年时代求学期间，许良英就敬佩爱因斯坦。他晚年一直把爱因斯坦的画像悬挂在他在北京的寓所客厅里。许良英敬佩爱因斯坦的科学研究，但更敬佩他作为一个大科学家的深厚的人文关怀，即他对社会、以及对全人类未来的担当精神。
出于这种双重的敬佩，许良英在1940年代上大学期间选择研究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并冒险加入了当时号称为人民争自由和民主的中国共产党。
然而，在1949年夺取中国大陆政权之后，中共飞快变脸。中共领袖毛泽东毫无愧色地高调宣称中共政权就是要实行“专政”、“独裁”，并骄傲地宣扬中共要比“焚书坑儒”的秦始皇能干厉害得多：“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独裁者，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作为毛泽东以及中共专制独裁的直接受害者，年轻时参加中共的许良英在晚年也进行了很有趣的反思。1980年代末，许良英对一位前往他家中的访问者坦言，“当时（1940年代）我们痛恨国民党，就是因为感觉国民党政权的专制和腐败不可忍受，因此参加了共产党。哪想到后来共产党的专制和腐败比国民党更厉害。”
*敢想敢做的理想主义者*
上文所提到的美国公共知识分子李普曼之所以高度赞美敢于坚持理想的理想主义者，是基于一个人们常见的事实，这就是一般的理想主义者在理想遭遇挫折、遭受打击之后容易灰心丧气，或变得玩世不恭，由理想主义者变成犬儒主义者。
但许良英不是一般的理想主义者。在理想屡屡受挫受打击之后，他拒绝后悔，拒绝“接受教训”，并毫不畏惧地继续行动，坚持为自己所认定的理想而奋斗。
许良英的老朋友、已故的著名美籍天体物理学家、人权活动家方励之讲述过一个历史掌故，展示了许良英的毫不畏惧的道义勇气和赤子之心：
“1985年，是爱因斯坦逝世三十周年。是年三月在浙江大学举办学术讨论会，由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近现代科学史研究室主办。许先生是‘老浙江’，办会很容易。我也被邀作学术报告，题为‘从原子塌缩到宇宙塌缩’。
“会外，浙江大学学生邀我讲讲‘开放改革’。后来，该演讲被（设在安徽的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印成小册子，散发全国。被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合二而一’论发明人）发现，呈报中央。终于事发，中央纪委决定开除方的党籍。由于胡耀邦的作用，推迟了一年。到1987年我终于被开除党籍时，该小册子仍是罪行之一。所以，该演讲可在中共中央1987年一号文件的附件中看到。
“...当时浙大学生和研究生原本是要请他们的老学长许先生讲，并未找我。是许先生要我去讲。原因之一是，许先生的浙江话，哪怕在浙江，也有许多学生听不懂。而我的口语，不亚于播音员标准的普通话...。所以，由我讲。
“我被开除党籍后，许先生有一点不服气，为什么不同时开除他？中央也不调查，方励之浙大报告的‘黑手’，不折不扣的‘黑手’，乃许良英也。”
许良英为什么终生不肯识时务，不肯学得精明一些、学会矮檐下低头？
新一代的中国学者、许良英的浙江老乡傅国涌的解释是，许良英对自己、对人类有坚韧和超强的信心：“许良英先生面对沉重的现实从来没有丧气，始终怀着平常心，日复一日地努力着。他在1999年9月1日写给朋友的回信中说： ‘表面上，中国这块几千年来沉积成的板块是坚不可破的，但在整个人类文明洪流的不断冲击下，早已在逐渐溶化中。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心是不可侮的。 ’”
许良英这种信心或信念也在国际间引起回响。2008年8月7日，在前往北京参加奥运会开幕前夕，美国当时的总统小布什在泰国首都曼谷发表有关美国对亚洲政策的讲话。小布什在讲话中敦促北京当局与时俱进，顺应世界和历史潮流，实行法治，尊重人权。他说，“正如中国科学家许良英所说：‘向往自由、平等，是人类的普遍人性’。”
在1949年共产党掌权之后的中国，许良英可谓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物。他自始至终是一个敢于坚持自己理想的理想主义者，并以此为荣。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他毫不后悔，依然是我行我素，坚持理想，在语言和行动上坚行理想。
*信誉、荣誉之人*
说起坚行理想，美国已故的著名公共知识分子、记者、政治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有一句常常被引用的警句，“一个人即使在不方便、无利可图或危险的情况下也坚行理想，这个人便具有荣誉。”
李普曼对这种荣誉之人的赞美，许良英可谓当之无愧。
在“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识时务者为俊杰”等传统观念强大的中国，许良英是一个非但不肯低头、而且常常顶风而上的异类，是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坚持不肯识时务的怪杰或豪杰。
长期被迫流亡美国的中国著名政论家、学者胡平2002年在《许良英文集》出版之际写道：“许良英在大是大非面前从不含糊，从不躲闪，该怎麽做就一定怎麽做。这就叫信誉，这就叫刚直方正。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风云多变，人心莫测，多少英雄好汉，哪怕手眼通天，遇事也常常免不了要踌躇犹豫，权衡算计的。象许先生这样直来直去，具有高度的可预测性或曰可推论性，实在少见。”
1957年，中共已故的最高领袖毛泽东玩弄他自己所说的“引蛇出洞”的“阳谋”，即先是发动中共各级组织竭力动员鼓动知识分子向中共提出批评意见以便帮助中共整顿作风，然后再突然变脸，把那些胆敢提意见的知识分子打成所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对他们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就在毛泽东通过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从而发布了威胁性十足的“反右”动员令之际，许良英非但没有望风而逃，反而选择挺身而出。其实，在毛泽东“引蛇出洞”的时候，他并没有参加鸣放，没有发表什么反党言论。
在《人民日报》 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之后，许良英顶风而上，斥责毛泽东的“阳谋”，于是顺理成章地被划成“右派”，而且是性质严重的“极右”。《人民日报》还多次发表文章，批判他的“极右”言论。
用许良英晚年的忘年之交、新一辈学者、他的浙江老乡傅国涌的话说就是，“他本人并无右派言论，他因反对反右运动而成为右派。”
许良英为此付出了20年的代价。他被打“回浙江老家务农”，变成了1949年以来居中国大陆社会最底层的农民的一员，直到1978年。
*沉痛而有趣的反思*
在生活毫无保障、学术研究条件毫无保障、出版毫无希望（或希望微乎其微、接近于零）的那些日子里，许良英翻译了《爱因斯坦文集》三卷共130万字。在毛泽东发动和推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爱因斯坦文集》的出版，为中国知识界贡献了高能量的科学和精神食粮。
在青少年时代求学期间，许良英就敬佩爱因斯坦。他晚年一直把爱因斯坦的画像悬挂在他在北京的寓所客厅里。许良英敬佩爱因斯坦的科学研究，但更敬佩他作为一个大科学家的深厚的人文关怀，即他对社会、以及对全人类未来的担当精神。
出于这种双重的敬佩，许良英在1940年代上大学期间选择研究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并冒险加入了当时号称为人民争自由和民主的中国共产党。
然而，在1949年夺取中国大陆政权之后，中共飞快变脸。中共领袖毛泽东毫无愧色地高调宣称中共政权就是要实行“专政”、“独裁”，并骄傲地宣扬中共要比“焚书坑儒”的秦始皇能干厉害得多：“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独裁者，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作为毛泽东以及中共专制独裁的直接受害者，年轻时参加中共的许良英在晚年也进行了很有趣的反思。1980年代末，许良英对一位前往他家中的访问者坦言，“当时（1940年代）我们痛恨国民党，就是因为感觉国民党政权的专制和腐败不可忍受，因此参加了共产党。哪想到后来共产党的专制和腐败比国民党更厉害。”
*敢想敢做的理想主义者*
上文所提到的美国公共知识分子李普曼之所以高度赞美敢于坚持理想的理想主义者，是基于一个人们常见的事实，这就是一般的理想主义者在理想遭遇挫折、遭受打击之后容易灰心丧气，或变得玩世不恭，由理想主义者变成犬儒主义者。
但许良英不是一般的理想主义者。在理想屡屡受挫受打击之后，他拒绝后悔，拒绝“接受教训”，并毫不畏惧地继续行动，坚持为自己所认定的理想而奋斗。
许良英的老朋友、已故的著名美籍天体物理学家、人权活动家方励之讲述过一个历史掌故，展示了许良英的毫不畏惧的道义勇气和赤子之心：
“1985年，是爱因斯坦逝世三十周年。是年三月在浙江大学举办学术讨论会，由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近现代科学史研究室主办。许先生是‘老浙江’，办会很容易。我也被邀作学术报告，题为‘从原子塌缩到宇宙塌缩’。
“会外，浙江大学学生邀我讲讲‘开放改革’。后来，该演讲被（设在安徽的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印成小册子，散发全国。被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合二而一’论发明人）发现，呈报中央。终于事发，中央纪委决定开除方的党籍。由于胡耀邦的作用，推迟了一年。到1987年我终于被开除党籍时，该小册子仍是罪行之一。所以，该演讲可在中共中央1987年一号文件的附件中看到。
“...当时浙大学生和研究生原本是要请他们的老学长许先生讲，并未找我。是许先生要我去讲。原因之一是，许先生的浙江话，哪怕在浙江，也有许多学生听不懂。而我的口语，不亚于播音员标准的普通话...。所以，由我讲。
“我被开除党籍后，许先生有一点不服气，为什么不同时开除他？中央也不调查，方励之浙大报告的‘黑手’，不折不扣的‘黑手’，乃许良英也。”
许良英为什么终生不肯识时务，不肯学得精明一些、学会矮檐下低头？
新一代的中国学者、许良英的浙江老乡傅国涌的解释是，许良英对自己、对人类有坚韧和超强的信心：“许良英先生面对沉重的现实从来没有丧气，始终怀着平常心，日复一日地努力着。他在1999年9月1日写给朋友的回信中说： ‘表面上，中国这块几千年来沉积成的板块是坚不可破的，但在整个人类文明洪流的不断冲击下，早已在逐渐溶化中。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心是不可侮的。 ’”
许良英这种信心或信念也在国际间引起回响。2008年8月7日，在前往北京参加奥运会开幕前夕，美国当时的总统小布什在泰国首都曼谷发表有关美国对亚洲政策的讲话。小布什在讲话中敦促北京当局与时俱进，顺应世界和历史潮流，实行法治，尊重人权。他说，“正如中国科学家许良英所说：‘向往自由、平等，是人类的普遍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