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首李家超最近在中南海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述职，总理李强等政治局常委陪同听取。这打破了自1997年以来的惯例，港澳特首每年12月到北京述职先对总理汇报工作，之后国家主席再会见特首。有分析人士认为，李强的存在感比李克强还少。
李强任中央金融委得到更多权力了吗？
11月20日，李强以中央金融委员会主任的身份主持召开中央金融委员会会议。北京当局今年3月组建了中央金融委员会和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后者由副总理何立峰担任主任。
习近平作为拥有十多个头衔的“全面主席”、包括担任七个中央委员会主任，他将中央金融委员会主任职位交给二把手李强，引发外界对于习近平将权力释放给其亲信的猜测。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对金融专业方面不是特别了解，虽然他将负责经济工作具体细节的小组交给专业知识相对更高的李强，但实际上这不代表他有放权的迹象，因为掌管最终决策权的还是习近平本人。
另一方面，谢田指出，中国经济出现严重问题，经济衰退导致房地产泡沫和崩盘，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债务问题严重，中国外债也面临逾期和违约的风险。
谢田说：“烂摊子太大了，习近平让李强接过来做，实际上这本来就应该是国务院总理的职责。”
独立时评人郑旭光表示，习近平将金融委主任头衔交给李强，以及今年许多活动，包括G20、进博会和东盟峰会的一些场合，都委托李强出席，看似赋予他在一定范围内的体制性的权力，然而实际上可能与其身体因素有关。
郑旭光说：“习近平过去十年叫做‘事必躬亲’，既挂帅又出征。现在的情况，我感觉这个风格让他的体力透支非常厉害，就像他在南非金砖会议的时候，下飞机时是走斜线，他的身体实际上是吃不消的，老年人的身体每况愈下。从这个情况来讲，我想他分权给李强承担一部分是没问题的。”
李家超最近在北京同场向习近平和李强述职，打破过去分别汇报工作的惯例。郑旭光表示，这显示习近平对权力的紧抓没有改变，李强的总理职权还是被弱化了。这一点在李克强在任的10年间已经很明显，而李强上任后弱化的进程又加快。
郑旭光说：“习近平把李强过去可以说是礼仪性的权力也剥夺了。习近平有一点没有变，他把国务院的权力几乎全部放到了党的手里。80年代推行所谓党政分开职能，因为党的系统和政府系统是不一样的。现在在习近平这里又合起来了。”
郑旭光说，习近平作为“习核心”，各个委员会都对他负责，因此不论底下委员会的负责人是谁都没有太大区别，因为他在指挥政府系统上没有任何障碍。20大后中国的寡头政治系统已彻底结束，变成习近平的一人独裁。
有功劳归习 出事总理担
谢田表示，中共中央代表的南院和国务院所在的北院，一直以来存在争斗和矛盾。国务院在李克强时期更贴近民间，了解疾苦，点出中国经济造假等真实情况。然而在国务院就一些严峻问题提出方案时，往往和中南海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谢田说，中共所做的一切实际上都是为了保党，维持共产党的政权，就习近平而言，发生冲突是必然。过去十年李克强领导的国务院慢慢成为习近平和中共的一个执行部门，而不是对国民经济负有重大决策权的一个实体。在这个一党专制的国家，中共实际上掌控了全社会的方方面面，习近平在任何经济事务上都要亲自指导，国务院起不了太大作用。
谢田说：“到李强这一代，实际上现在看来可能是更弱势的一个总理，他是‘习家军’班底的一部分，国务院更加变成了一个执行机构。”
谢田说：“我不认为习近平会放权给李强让他去做，因为中共领导人的惯常做法是，如果经济很好，国务院这些人做出什么成果来的话，那是习近平的功劳和党的功劳。但是如果经济出了问题，需要担责任的时候，他们要找个替罪羊，往往就会去找国务院总理。所以李强现在看来，可能比李克强的权限更加有局限。”
郑旭光表示，李强看似得到许多授权，出席多场会议，但他的出席和习近平的出席大不相同。
郑旭光说：“李强是不敢僭越的，不敢越雷池一步，所以基本上别指望他出去参与会议会有什么重大决策，实际上他是代表习近平，而习近平没有授权的话，他是没有什么事情可做的。”
最没有存在感的总理 有志也难伸
李强担任主任的中央金融委员会负责金融事务的决策协调，而副总理何立峰主管的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掌控金融系统的意识形态。
郑旭光表示，李强和何立峰的关系，实际上类似李克强和刘鹤的关系，刘鹤和李克强挤兑得相当厉害，而现在实际上也是互相牵制的一个概念，李强的金融委管事，而何立峰的金融工委管人，两者之间需互相配合，没有人能大权独揽，而且最后还是要请示习近平。
郑旭光说：“习近平实际上用的是互相牵制的这种宫斗术，这是一个权力制衡，类似于毛泽东的一些做法，但是他跟毛泽东有一点不一样的是，他是事必躬亲型的，从过去10年看，他一直在抓权。那么到李强时期，我觉得李强应该是最没有存在感的一个总理了。”
郑旭光表示，过去总书记和总理之间的资历，包括习近平和李克强都不相上下。而现在的常委可以说是习近平的秘书班，7个人当中有3个人做过他的秘书，没有政治势力与他抗衡。
郑旭光说：“习近平找一帮好用的人，他并不想找能和他切磋甚至抗衡的。不能说这些人不能独当一面，但他们面对习近平可能很难抵挡他的意志。这是这个班子的问题，习近平更容易进入‘舒适区’。最主要就是忠诚关系，也可以说是主仆关系，没有分权分责的机制。”
谢田表示，“忠诚”是习近平在选拔人才时的第一条件，现在他通过拉拔“习家军”彻底掌控政局，势必会维护全盘操控的能力，确保政权优先于经济。最后无奈的是中国老百姓，习近平安排李强、何立峰这样的党务官员来管理经济，而不是由更加专业或有实际经验的人负责。经济政策倾向于维护权贵阶层的代价就是牺牲老百姓的利益。
谢田说，习近平设置这么多小组，实际上就是在架空总理的权力，对具体操作进行干预。
谢田说：“在中共和习近平之下，当国务院总理实际上是很憋屈为难的一件事情，因为总理没有办法施展，功劳你拿不到，苦劳或罪名则全在你头上。中国经济、政体和职能机构实际上就是这样，中共又要控制，又从不承担负面责任，实际上就是一个吸血的寄生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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