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2日上午，在副国级官员、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被实名举报4天后，最高法官网发出消息，回应了引发热议的裁判文书今后是否还会上网公开的问题。
最高法表示：“公开”与“公布”不能划等号，司法公开并不意味着所有司法信息都要在互联网上发布。
谈及这一最新表态，多位法律界人士告诉美国之音，最高法能够回应是各界施加压力的结果，这一迟到的表态也不能打消他们对司法透明倒退的担忧。
裁判文书包括判决书、裁定书等。中国成规模的裁判文书公开，可以追溯到2013年7月最高法裁判文书网的建立。
律师实名举报最高法院长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的最新回应，与其办公厅《关于建设全国法院裁判文书库的通知》引发的争议有关。
美国之音注意到，这份下发于11月下旬的《通知》提及，中国的全国法院裁判文书库拟于2024年1月上线运行，支持中国法院干警在各级法院专网查询检索裁判文书。这条被诸多法律界人士解读为裁判文书专供内网的规定，引来了持续而激烈的批评。
律师王雅军举报中国最高法院长张军，印证了这种不满的激烈程度。王雅军是北京双北律师事务所的执业律师，他在12月17日实名举报张军在裁判文书网上公开问题上涉嫌玩忽职守。张军也是最高法党组书记、中国首席大法官，担任这些职务的副国级官员被公开实名举报，过往在中国非常罕见。
王雅军在举报信中表示，中国裁判文书网最近几年已经逐渐减少更新，而新建设的裁判文书库如果不能与裁判文书网数据共享，无疑是中国司法公开改革政策的大倒退。美国之音联系到王雅军，希望了解他是否得到相关部门的回应、对最高法22日的解释是否感到满意，他婉拒了采访请求。
知情人告诉美国之音，王雅军在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举报张军后，也将举报信以文字形式在微信公众号、朋友圈发布，这些内容旋即被大量转发，4个小时后阅读量即突破10万，6个小时不到相关信息都被屏蔽。第二天12月18日上午，北京市司法局委托海淀区司法局，知会王雅军所在的律师事务所给他打电话，希望他按正规流程反映问题，不要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知情人同时披露，在法学泰斗江平先生离世的12月19日，王雅军也发现他的朋友圈信息出现了被选择性屏蔽的情况：悼念江平的文字，他的朋友们看不到，而生活类信息则一切如常。
“逼出的回复”未平息质疑
法律界人士的批评持续超过3周后，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才在12月22日发出回应。然而多位受访律师告诉美国之音，这份“逼出的回复”没有打消他们的质疑。
最高法在回应中表示，已于2023年7月决定建设人民法院案例库，同时承诺：“案例库建成后当然要向包括专家学者、律师、当事人等在内的社会公众开放！。”人民法院案例库目前已收录2000余件参考案例，接下去将“拓宽参考案例来源、丰富案例库资源。”
案例库的开放，一度让外界误以为是裁判文书库的开放。中国大陆一位认为事件敏感而不愿具名的资深律师告诉美国之音：“引发这次争议的核心问题，其实是裁判文书库的公开程度，结果最高法谈的是人民法院案例库。这是典型的答非所问、王顾左右而言他。现在就官方的表态来看，一共是三个东西，裁判文书库肯定是只上内网，裁判文书网公开的信息将会越来越少，他们全力在推的是案例库，但目前看规模将会小很多。”
最高法在回应中强调，未来公开裁判文书时遵循的原则之一是“稳慎适当”，因为许多当事人，“都对之前自己等涉案裁判文书公布给个人、家庭、企业经营造成的影响提出意见，要求在互联网上发布文书应经本人或本单位同意“。
这一原则引来不同意见。山东傅文律师事务所的傅文律师告诉美国之音：“劳动案件中，一些劳动者钻法律的漏洞，恶意地不签劳动合同、争议时要求双倍工资，这些人违背了诚信诉讼的原则，以后再找工作遇到困难，也是情理之中。至于婚前的案子影响到婚后的生活，这也是扯淡。比如隐瞒了曾经离过婚的事实、或者隐瞒了婚前债务的事实，婚后配偶发现了的话，这个能怨裁判文书吗？而企业因为有案子影响了贷款、融资、招投标等，这也是企业不诚信造成的。”
傅文律师认为，最高法列举的有关劳动争议、婚姻不睦、企业涉诉的例子，完全是不成立的：“司法公开主要是是保护诚信、打击不诚信，这是裁判文书公开的主要目的。不公开了或者少公开了，那很难起到相应的效果。”
12月22日下午，美国之音多次联系中国最高法新闻发言人、最高法审判管理办公室置评，但是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显出黯淡的阳光司法
作为中国最高法承诺打造的阳光司法的三大工程之一，裁判文书公开已走过10年。2013年7月，最高法开通中国裁判文书网，集中公布了第一批50个生效的裁判文书；同是7月，最高法规定，从2014年1月1日起，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未成年人、调解结案等情况外，生效的裁判文书应在互联网全面公布。
10年弹指一挥间，裁判文书公开似乎也走到了分水岭。一边是最高法22日的承诺：持续推进阳光司法的努力方向不会变，另外一边是律师群体的谨慎态度。
美国太平洋智库创立人、中国多年执业律师陈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公开裁判文书最大的好处是徇私枉法判决案容易被暴露，而这对司法官僚集团来讲也是最大的坏处。他援引2016年的一份司法解释强调：“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应当依法、全面、及时、规范。怎么最后自己给自己完全否定了！”
中国前执业律师彭永和告诉美国之音，人民法院案例库对于遏制同案不同判、加强司法互动、进行法治教育，会发挥一定作用，但是裁判文书网数据更新的减少，还是弱化了司法监督的可能性，也不符合中国有关裁判文书网上公开的相关法律。根据中国的《行政诉讼法》，人民法院应当公开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供公众查阅。
根据最高法22日公布的信息，从2021年7月开始，裁判文书网每年上网文书数量从2020年的1920万件、2021年的1490万件降至2022年的1040万件，2023年1月至今，上网文书数量为511万件。在官方数据发布前，法律界人士事实上已经注意到了裁判文书公开数量的骤减。
在近期的一次专题研讨会上，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何海波表示，裁判文书公开可以促进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明晰法律规则、促进社会信用、辅助领导决策，看到目前裁判文书上网数量大幅缩减的情形，他坦诚“我还是非常痛心的。”
前述不愿具名的中国大陆资深律师告诉美国之音：“裁判文书不公开或者减少公开，事实上增加了社会运行的综合成本。在没有修改法律、司法解释的情况下，原来公开的现在不公开了，公开又说不等于公布了，这是法治建设的倒退，纯粹是瞎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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