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
1964年，已故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第九任医务总监路德·特里（Luther Terry）发表了第一份有关吸烟和健康的报告，把吸烟与肺癌和心脏病联系在一起。
已故医务总监路德•特里（Luther Terry）
现任代理医务总监鲍里斯·鲁希尼亚克 (Boris D. Lushniak) 说：“50年前，人们对烟草的使用和吸烟持完全不同的看法。”
无论是在飞机上，还是在酒吧和餐馆里，或是在工作场所，人们随处都可以吸烟。
鲁希尼亚克表示，数据显示，那时，几乎一半的美国成年人吸烟。另外一半美国人，其中包括儿童， 则呼吸着烟雾弥漫的有毒空气。
50年过去了，现任代理医务总监鲍里斯·鲁希尼亚克 (Boris D. Lushniak) 发表了第32份吸烟和健康报告，把吸烟和更多的疾病联系在一起，例如糖尿病、类风湿性关节炎、关节炎治疗反应差以及性功能障碍等，此外，吸烟还增加了得肺结核、患病和死亡的风险。不过，报告指出，经过50年的努力，美国成年人口的吸烟率从近百分之43降低到百分之18。
鲁希尼亚克说：“记住，吸烟不仅是习惯，也是烟瘾成性。我们盼望，再过50年，我们不需要再发布一个100周年的报告了，因为到那时吸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约翰•班扎夫
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约翰·班扎夫(John Banzhaf)是美国禁烟运动的先驱之一。他认为，医务总监的第一份报告只是打响了当代反吸烟运动的第一枪，报告本身并没有起到降低吸烟率的作用，直到他在1966年向联邦通讯委员会提出申诉后，形势才开始转变。
班扎夫在申诉中提出，由于电台和电视台频道属于公共财产，因此根据联邦通讯委员会的“公平原则”，既然这些频道允许播放吸烟的正面广告，就要允许播放反吸烟的广告。联邦通讯委员会采纳了他的建议，但是将吸烟的正面和负面广告的比例定为3比1。烟草公司随即把联邦政府告上了联邦上诉法院，但是，法庭却作出了不利于他们的判决。
据班扎夫介绍，到1970年代底，烟草业开始退出电视台频道，而转向印刷媒体，并且在香烟盒上加上健康警示，提醒人们吸烟的害处。之后，国会通过立法，禁止在飞机上吸烟，并且授权联邦机构“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对烟草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进行调控。但是，班扎夫认为，联邦政府在反吸烟方面缺乏足够的政治意愿，真正的努力来自州一级。
反吸烟广告(photo credit: FDA)
“由于很多州禁止在公共场所、餐馆和酒吧吸烟，有些州甚至禁止在赌场吸烟，香烟的消费量因此大幅度降低，非吸烟者在餐馆和酒吧里因为不用再吸入二手烟而大大减少了患心脏病的机率。还有些州把香烟产品的税率提高，从而使香烟消费更加昂贵。”
班扎夫补充说，有些地方司法管辖区，亦即州下面的郡、市、镇，实施了更加严格的法律，例如人们不能走在大街上抽烟，而必须到指定的地点抽烟等，另外一些地方司法管辖区则禁止在户外场所，例如车站、公园、海滨地区以及排队的人群当中吸烟等。
“美国遗产基金”位于首都华盛顿市，是一个致力于反吸烟运动的非盈利组织。该基金首席运营官戴维·多宾斯（David Dobbins）进一步分析了过去50年促使吸烟率降低的原因。
“美国遗产基金”首席运营官戴维•多宾斯
“在州一级，有效降低吸烟率的因素有三方面，其中之一是提高税率。烟草税率的提高提升了香烟的价格，从而阻止了未成年人吸烟；其次是实行了室内清洁空气法。餐馆、酒吧以及很多公共场所都禁止吸烟。这类法律覆盖了大约一半的州；再者是对消费者进行积极的公共教育。我们的目标是到2020年或2024年时把成年人的吸烟率降低到百分之10以下。”
多宾斯认为，虽然各州在反吸烟上取得了一些成效，但遏止吸烟的流行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美国有2千万人死于吸烟，其中250万人死于二手烟，10万婴儿因为吸入二手烟而死于婴儿猝死综合症。吸烟的流行程度难以想象，吸烟者不计其数。尽管有数据显示，过去50年中，烟草控制取得了一些成效，拯救了8百万人的生命，但2千万人的死亡率仍然太高。”
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约翰·班扎夫建议联邦政府通过在财政拨款上优先考虑全面实行非吸烟者权利的州和司法管辖区以及提高对香烟产品的税率达到反吸烟的目的。
“当今，促使人们戒烟或不要吸烟的最有效方法是限制在工作场所以及象酒吧和餐馆这样的公共场所吸烟。但是，目前只有大约一半的美国人生活在全面实行非吸烟者权利法的州或司法管辖区，也就是说，在这些地方，工作场所以及几乎所有的公共场所是禁止吸烟的。如果把这个范围扩大到另一半人口，既能节省数百亿美元，又能促使更多的人戒烟。”
但是，另外一些人士提出，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人们有权从事自己想做的事情，政府不应该通过行政或立法手段干涉公民个人的自由，具体说就是吸烟的自由，而只能是努力权衡吸烟者和非吸烟者的权利。
“竞争企业协会”的法律总顾问萨姆•卡兹曼
华盛顿市推动个人自由和有限政府的非盈利组织“竞争企业协会”的法律总顾问萨姆·卡兹曼（Sam Kazman）呼吁政府在对香烟产品进行调控方面把私人房产和公共场所分开。
“如果是私人房产，就不是作为整个社会来权衡吸烟者和非吸烟者的权利的问题，而是让私人房产主自己做主的问题。如果是公寓楼，租房规定是否允许房客吸烟，要由房主自己决定，这就好像有些公寓楼允许饲养家犬，有些公寓楼禁止饲养家犬一样。房主在租房规定中有权决定通过什么办法来吸引房客，并且让他们住得满意。但是，如果是公共场所，性质就完全不同了。我认为，人们可以就有关公园，公交车或火车上所实施的禁烟令是好是坏进行辩论，但是，最终这个问题应该通过民主程序得到解决。”
卡兹曼（Sam Kazman）认为，在几乎所有成年人都了解吸烟的害处的情况下，应该允许人们有自由选择是否吸烟以及吸什么烟的权利。
“这是一支电子烟，看上去是一个新型号，它在医学上的一大好处是能释放出尼古丁，但又没有焦油，因为众多与吸烟有关的疾病都是由焦油引起的，这是香烟产品的一大进步。但是，美国面临的一大危险是，政府决定要反复不断的研究，才能准许在各处使用它。目前，大部分地方允许电子烟，不过有些地方开始进行压制。我们认为，这大错特错。”
卡兹曼说，鉴于电子烟比普通香烟要安全得多，政府试图通过抬高价格来增加人们购买和使用它的难度，无论从个人选择，还是从公共健康的角度来看，都是一个坏的举措。他认为，应该允许人们在完全知情的情况下自己承担吸烟带来的风险。
“既然每个人都知道吸烟的害处，而且每个香烟盒上以及每个香烟广告中都包括了健康警示，为什么不允许人们自己承担吸烟带来的风险呢？他们知道吸烟会致命，即使不会致命，也会导致严重的疾病。他们还知道，一旦养成吸烟的习惯，戒起烟来就非常困难。”
在美国，烟草业每年投入80亿美元用于市场推销，烟民人数在4千5百万左右，烟草的使用仍然是首要的可预防死因。每年大约有50万人死于和吸烟有关的疾病，每天有3, 000多青少年开始吸烟。 尽管这些数字从公共健康的角度来看令人堪忧，但是，支持和反对吸烟人士对它们却有着不同的解读和回应。美国在经历了50年的反吸烟运动之后下一步会如何走，人们在拭目以待。
现任代理医务总监鲍里斯·鲁希尼亚克 (Boris D. Lushniak) 说：“50年前，人们对烟草的使用和吸烟持完全不同的看法。”
无论是在飞机上，还是在酒吧和餐馆里，或是在工作场所，人们随处都可以吸烟。
鲁希尼亚克表示，数据显示，那时，几乎一半的美国成年人吸烟。另外一半美国人，其中包括儿童， 则呼吸着烟雾弥漫的有毒空气。
50年过去了，现任代理医务总监鲍里斯·鲁希尼亚克 (Boris D. Lushniak) 发表了第32份吸烟和健康报告，把吸烟和更多的疾病联系在一起，例如糖尿病、类风湿性关节炎、关节炎治疗反应差以及性功能障碍等，此外，吸烟还增加了得肺结核、患病和死亡的风险。不过，报告指出，经过50年的努力，美国成年人口的吸烟率从近百分之43降低到百分之18。
鲁希尼亚克说：“记住，吸烟不仅是习惯，也是烟瘾成性。我们盼望，再过50年，我们不需要再发布一个100周年的报告了，因为到那时吸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约翰·班扎夫(John Banzhaf)是美国禁烟运动的先驱之一。他认为，医务总监的第一份报告只是打响了当代反吸烟运动的第一枪，报告本身并没有起到降低吸烟率的作用，直到他在1966年向联邦通讯委员会提出申诉后，形势才开始转变。
班扎夫在申诉中提出，由于电台和电视台频道属于公共财产，因此根据联邦通讯委员会的“公平原则”，既然这些频道允许播放吸烟的正面广告，就要允许播放反吸烟的广告。联邦通讯委员会采纳了他的建议，但是将吸烟的正面和负面广告的比例定为3比1。烟草公司随即把联邦政府告上了联邦上诉法院，但是，法庭却作出了不利于他们的判决。
据班扎夫介绍，到1970年代底，烟草业开始退出电视台频道，而转向印刷媒体，并且在香烟盒上加上健康警示，提醒人们吸烟的害处。之后，国会通过立法，禁止在飞机上吸烟，并且授权联邦机构“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对烟草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进行调控。但是，班扎夫认为，联邦政府在反吸烟方面缺乏足够的政治意愿，真正的努力来自州一级。
“由于很多州禁止在公共场所、餐馆和酒吧吸烟，有些州甚至禁止在赌场吸烟，香烟的消费量因此大幅度降低，非吸烟者在餐馆和酒吧里因为不用再吸入二手烟而大大减少了患心脏病的机率。还有些州把香烟产品的税率提高，从而使香烟消费更加昂贵。”
班扎夫补充说，有些地方司法管辖区，亦即州下面的郡、市、镇，实施了更加严格的法律，例如人们不能走在大街上抽烟，而必须到指定的地点抽烟等，另外一些地方司法管辖区则禁止在户外场所，例如车站、公园、海滨地区以及排队的人群当中吸烟等。
“美国遗产基金”位于首都华盛顿市，是一个致力于反吸烟运动的非盈利组织。该基金首席运营官戴维·多宾斯（David Dobbins）进一步分析了过去50年促使吸烟率降低的原因。
“在州一级，有效降低吸烟率的因素有三方面，其中之一是提高税率。烟草税率的提高提升了香烟的价格，从而阻止了未成年人吸烟；其次是实行了室内清洁空气法。餐馆、酒吧以及很多公共场所都禁止吸烟。这类法律覆盖了大约一半的州；再者是对消费者进行积极的公共教育。我们的目标是到2020年或2024年时把成年人的吸烟率降低到百分之10以下。”
多宾斯认为，虽然各州在反吸烟上取得了一些成效，但遏止吸烟的流行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美国有2千万人死于吸烟，其中250万人死于二手烟，10万婴儿因为吸入二手烟而死于婴儿猝死综合症。吸烟的流行程度难以想象，吸烟者不计其数。尽管有数据显示，过去50年中，烟草控制取得了一些成效，拯救了8百万人的生命，但2千万人的死亡率仍然太高。”
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约翰·班扎夫建议联邦政府通过在财政拨款上优先考虑全面实行非吸烟者权利的州和司法管辖区以及提高对香烟产品的税率达到反吸烟的目的。
“当今，促使人们戒烟或不要吸烟的最有效方法是限制在工作场所以及象酒吧和餐馆这样的公共场所吸烟。但是，目前只有大约一半的美国人生活在全面实行非吸烟者权利法的州或司法管辖区，也就是说，在这些地方，工作场所以及几乎所有的公共场所是禁止吸烟的。如果把这个范围扩大到另一半人口，既能节省数百亿美元，又能促使更多的人戒烟。”
但是，另外一些人士提出，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人们有权从事自己想做的事情，政府不应该通过行政或立法手段干涉公民个人的自由，具体说就是吸烟的自由，而只能是努力权衡吸烟者和非吸烟者的权利。
华盛顿市推动个人自由和有限政府的非盈利组织“竞争企业协会”的法律总顾问萨姆·卡兹曼（Sam Kazman）呼吁政府在对香烟产品进行调控方面把私人房产和公共场所分开。
“如果是私人房产，就不是作为整个社会来权衡吸烟者和非吸烟者的权利的问题，而是让私人房产主自己做主的问题。如果是公寓楼，租房规定是否允许房客吸烟，要由房主自己决定，这就好像有些公寓楼允许饲养家犬，有些公寓楼禁止饲养家犬一样。房主在租房规定中有权决定通过什么办法来吸引房客，并且让他们住得满意。但是，如果是公共场所，性质就完全不同了。我认为，人们可以就有关公园，公交车或火车上所实施的禁烟令是好是坏进行辩论，但是，最终这个问题应该通过民主程序得到解决。”
卡兹曼（Sam Kazman）认为，在几乎所有成年人都了解吸烟的害处的情况下，应该允许人们有自由选择是否吸烟以及吸什么烟的权利。
“这是一支电子烟，看上去是一个新型号，它在医学上的一大好处是能释放出尼古丁，但又没有焦油，因为众多与吸烟有关的疾病都是由焦油引起的，这是香烟产品的一大进步。但是，美国面临的一大危险是，政府决定要反复不断的研究，才能准许在各处使用它。目前，大部分地方允许电子烟，不过有些地方开始进行压制。我们认为，这大错特错。”
卡兹曼说，鉴于电子烟比普通香烟要安全得多，政府试图通过抬高价格来增加人们购买和使用它的难度，无论从个人选择，还是从公共健康的角度来看，都是一个坏的举措。他认为，应该允许人们在完全知情的情况下自己承担吸烟带来的风险。
“既然每个人都知道吸烟的害处，而且每个香烟盒上以及每个香烟广告中都包括了健康警示，为什么不允许人们自己承担吸烟带来的风险呢？他们知道吸烟会致命，即使不会致命，也会导致严重的疾病。他们还知道，一旦养成吸烟的习惯，戒起烟来就非常困难。”
在美国，烟草业每年投入80亿美元用于市场推销，烟民人数在4千5百万左右，烟草的使用仍然是首要的可预防死因。每年大约有50万人死于和吸烟有关的疾病，每天有3, 000多青少年开始吸烟。 尽管这些数字从公共健康的角度来看令人堪忧，但是，支持和反对吸烟人士对它们却有着不同的解读和回应。美国在经历了50年的反吸烟运动之后下一步会如何走，人们在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