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
美国政府以五名塔利班囚犯换回被俘的原美国陆军中士伯格达尔事件在美国上下引起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之一是，他究竟是逃兵，还是战俘？假如他是逃兵，会受到什么惩处？但是，伯格达尔本人声称，他在被关押期间遭受了酷刑。美国国会议员表示要对政府和塔利班之间的换俘交易进行调查。下面是美国之音法律窗口节目主持人亚微的报道。
*伯格达尔是“逃兵”，还是”战俘’？*
2009年6月的一天，原美国陆军中士鲍·伯格达尔(Bowe Bergdahl)从他所在的阿富汗美军基地神秘地消失。据悉，为了寻找他，美军出动了很多兵力，并蒙受了人员伤亡，但始终没有找到他的下落，因此把他列入“战争中失踪或被俘人员”之列。但是，2014年5月31日，美国人突然从新闻中得知，失踪了五年的伯格达尔被阿富汗的塔利班释放。
根据美国和塔利班事先达成的交换协议，美国释放了被关押在古巴关塔纳摩湾美军监狱中的五名塔利班高层人员。换俘事件遭到来自共和与民主两党议员的猛烈抨击，原因有几方面。首先，奥巴马政府没有按照法律规定提前30天通知美国国会；其次，塔利班长期以来被美国视为恐怖组织；再者，这些塔利班囚犯获释后有重返恐怖主义活动的危险。
对于伯格达尔的获释，有些人欣喜若狂，有些人义愤填膺，原因是美国人围绕他的失踪众说纷纭。他当年的战友纷纷出来接受媒体采访，谴责他当逃兵，葬送了寻找他的其他士兵的宝贵生命。
另一方面，有报道说，正在德国接受治疗的伯格达尔告诉医生和讯问人员，他在被关押期间屡遭塔利班绑架人员的酷刑，在两次逃跑失败后，他被长时间关在笼子中。
至于伯格达尔是如何从美军基地失踪的，《滾石》杂志2012年曾经披露过他发给父母的电子邮件。伯格达尔在邮件中表示，他对美国在阿富汗的使命已经失去信心，而且为自己是美国人感到羞耻。当时就有人怀疑他是故意弃军而逃。伯格达尔获释后，有些媒体再次把这件事情提出来，要求有关方面对他展开调查，若情况属实，他就必须承担法律责任。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被记者问到，伯格达尔是否擅离职守或临阵脱逃，以及假如情况属实，是否会受到惩罚，哈格尔没有正面回答这些问题。他只是表示，目前的当务之急是确保伯格达尔的福祉和健康，以及安排他与家人团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加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霍华德·麦基翁表示，众议院将就换俘事件举行听证会。
*无罪推定原则保护被告权利*
根据美国法律的“无罪推定”原则，被告在被判定有罪之前，应该被看作是无罪的。但是，这个旨在保护被告权利的原则在实际运用的过程中常常因为媒体的介入而使审判的公正性受到影响。20世纪50年代发生在俄亥俄州的一起震惊全美的凶杀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谢波德医生的妻子被人强奸并杀害后，警察把他当作犯罪嫌疑人进行调查，媒体也对他涉嫌杀妻案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有的把他丑化成一名花花公子，还有的直呼其为杀人犯。此外，审讯期间，不但陪审员没有被隔离，就连警察、检控官、证人、法官以及陪审员的家人也不避嫌，并且在媒体上纷纷亮相。谢波德医生最后被俄亥俄州法院判处无期徒刑。
这个案子几经周折最后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判决说，谢波德医生的案子在俄亥俄州法院没有得到公正的审讯，因为法官没有采取措施，掌控法庭的气氛并让陪审团免受大量媒体报道的干扰。判决下令立即释放谢波德医生，并对他的案子进行重审。谢波德医生最后被判无罪。但是，对于已经被关押10年的谢波德来说，这一切来得太迟了。
回到伯格达尔的案子，美国媒体最近也出现了有关他失踪以及在被关押期间表现的很多负面报道。一些专家提醒人们这个事件尚未结束，在真相还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不要妄下结论。
斯托本维尔圣方济会大学历史学教授罗伯特•多伊尔（Robert Doyle）
俄亥俄州斯托本维尔圣方济会大学历史学教授罗伯特·多伊尔（Robert Doyle）越战中曾经在美国海军服役。他认为，这个事件非常特殊，一方面，没有人可以证明伯格外达尔所描述的被关押期间的情况是否属实，因此存在编造事实的可能；另一方面，在伯格达尔的战友纷纷指责他当逃兵后，公众所表现出的愤怒情绪也影响了他们对这一事件的理智判断。
“针对伯格达尔的指控必须有凭有据，我们不能通过媒体，而必须由军方来证明这些指控。目前的情况是，有关当局的调查还在进行当中，整个事件就已经在电视上和广播中接受大众的审判了。由于调查程序非常繁琐，当下只有情报人员能够收集到可靠的信息，并作为证据提交给法庭，而这个法庭将是军事法庭，而不是民事法庭。”
法律专家强调指出，在有关当局还没有查清伯格达尔究竟有没有临阵脱逃，以及尚未决定是不是对他提出起诉的情况下，有关临阵脱逃和擅离职守的讨论就只能停留在理论层面上，也就是说，假设出现上述情况，美国法律一般会怎么处置。
*临阵脱逃和擅离职守的法律后果*
“美国统一军事司法法典”第85条和第86条涉及临阵脱逃（desertion）和擅离职守(AWOL)两项罪名，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有“永久脱离军队的企图”，或者离开军队的目的是不是为了逃避执行重要的作战任务。假如士兵离开部队后，仍打算回到军方的控制之下，他就不算是临阵脱逃，而只是擅离职守，反过来，即使士兵离开军队的时间很短，一旦检控方有证据表明，他不打算再回到军队中来，他仍有可能被判定是临阵脱逃。
前高级军事法官格里格•林基（Greg T. Rinckey）
前高级军事法官、目前在纽约和大华府地区执业的格里格•林基（Greg T. Rinckey）律师表示，伯格达尔的案子一旦进入到司法程序，他将被宣读各项权利，例如他有权拒绝回答问题和提供证言，并要求为他提供军事辩护律师，最后由军事指挥官决定是否对他提出起诉。据林基介绍，临阵脱逃罪的刑罚最重，擅离职守罪视情节轻重，刑罚相对要轻。
“在美国军队，如果士兵在战争期间临阵脱逃，最高刑罚是开除军籍，甚至有可能被判处死刑。但是，我不认为这个案子会出现这个结果。伯格达尔更多可能被开除军籍。”
耶鲁大学法学院讲师、军事法专家尤金•费德尔（Eugene Fidell）
耶鲁大学法学院讲师、军事法专家尤金·费德尔（Eugene Fidell）表示，假设伯格达尔因为被指控临阵脱逃罪而受到起诉，他就有可能面临军事法庭的审讯。不过，军事司法体系赋予他很多重要的法律权利，而且审讯程序也将非常公开。
“政府必须排除一切合理怀疑证明伯格达尔有罪。伯格达尔的律师可以代表他对证人进行直接询问或交叉询问，提出他们一方的法律依据，并且对军事陪审团的组成提出异议。初审过后，如果不服，伯格达尔还可以提出司法复审。军事法庭和民事法庭在审判程序上不尽相同。尽管前者不如后者那样受到诸多的保护，但仍不失为一个健全的审讯程序。”
*军事法庭和民事法庭审讯的区别*
新英格兰法学院教授维克多•汉森（Victor Hansen）
马萨诸塞州新英格兰法学院教授维克多·汉森（Victor Hansen）曾经在军队中担任过检控官和辩护律师。他认为，伯格达尔一案的举证将非常困难。首先，他失踪时无人在场，没有证据表明他是弃军而逃；其次，这个事件发生在5年前，人们的记忆已经非常模糊；再者，他离开军队的目的不明确，很难判定是他自己不打算再回来，还是因为做了塔利班的战俘而没有办法回来。这些因素都对试图证明伯格达尔临阵脱逃的指控构成了难度。
“军方不仅要证明伯格达尔是未经许可弃军而逃的，还要证明他永远不打算回来，或有意逃避危险的任务。军方必须证明他有这两方面的意图，才能判定他的确是临阵脱逃，这对检控方来说更具有挑战性，因为在伯格达尔本人没有提供证言说明自己的意图，以及缺少明显的证据的情况下，检控方要从各个方面收集和拼凑有关证据。”
汉森教授指出，军事司法体系和民事司法体系一样都秉承无罪推定的原则。举证责任在检控方。他说，在军队中，提出指控的是军队指挥官，而不是民事法中的检控官。一旦进入司法程序，伯格达尔可以选择不出庭抗辩，而是与军事指挥官达成某种形式的诉讼交易，也可以通过法庭，选择由军事陪审团听审他的案子，或是由军事法官直接判决他的案子。据汉森教授介绍，自从1944年以来，美军就没有以临阵脱逃罪处决过脱逃者。
“我认为，追究伯格达尔死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受到的最高刑罚有可能是5年有期徒刑。即使他被判犯有临阵脱逃罪，也不太可能受到长期关押。我估计，军事法官或军事陪审团在量刑时，会把他被塔利班关押多年的事实作为减刑因素考虑在内。”
*美军历史上如何处理临阵脱逃者*
原陆军士兵查尔斯·詹金斯(Charles Jenkins)1965年越过朝鲜半岛的非军事区从韩国逃到朝鲜，后来与被朝鲜绑架的日本护士曾我瞳结婚，并生育了两个女儿。据他本人叙述，他在朝鲜被强迫背诵已故领袖金日成的语录，并且经常遭到警卫的毒打。
2004年，经过日朝两国政府的交涉，他们全家返回日本。之后，詹金斯来到美军基地自首，承认犯有临阵脱逃罪。同年，他在军事法庭的审判中被判处30天监禁。除了被开除军籍外，他还丧失了所有薪水和津贴。现年74岁的詹金斯目前和家人住在日本。
军事专家费德尔指出，通过这个案子，美国政府一方面表明，它不能容忍脱逃行为，另外一方面，它对待逃兵，特别是成为了战俘的逃兵，又表现出宽宏大量的态度。
“我们不会仅仅因为某人当过战俘就惩罚他。有些国家做过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这么做。假如某人沦为敌方的战俘后表现恶劣，例如与敌人狼狈为奸或者助纣为虐，殴打或虐待其他战俘，这种事情虽然非常罕见，但确有发生，因为有时人们为了自己活命或免遭虐待会去做一些坏事，这样的人一旦落入我们的手中，我们就会对他们进行惩处。”
根据“美国陆军研究所”2002年公布的一份报告，脱逃者更有可能具备与作战有关的军事职业专长，很多人年轻时应召入伍，教育水平不高，而且往往第一年服役期未完就离开了军队，脱逃最常见的原因是家庭问题以及无法适应军旅生活。
报告指出，2002年之前，脱逃者接受军事法庭的审讯非常罕见，在1997年到2001年期间脱逃的17,000名陆军军人当中，百分之94的大多数人只是以非荣誉方式退伍。但是，从2003年开始，陆军对脱逃者提起的诉讼急剧增加，很多脱逃者或被开除军籍，或被判以监禁，2001财政年度记录在案的近4,000名陆军脱逃者当中，有百分之4的人被起诉。
这份报告估计，2000年，第一年服役期尚未结束就逃离军队的脱逃者耗费陆军大约8千5百万美元，为了补上每个接受过全面训练的士兵的空缺，陆军要花费38,000美元，损失相当可观。
*伯格达尔是“逃兵”，还是”战俘’？*
2009年6月的一天，原美国陆军中士鲍·伯格达尔(Bowe Bergdahl)从他所在的阿富汗美军基地神秘地消失。据悉，为了寻找他，美军出动了很多兵力，并蒙受了人员伤亡，但始终没有找到他的下落，因此把他列入“战争中失踪或被俘人员”之列。但是，2014年5月31日，美国人突然从新闻中得知，失踪了五年的伯格达尔被阿富汗的塔利班释放。
根据美国和塔利班事先达成的交换协议，美国释放了被关押在古巴关塔纳摩湾美军监狱中的五名塔利班高层人员。换俘事件遭到来自共和与民主两党议员的猛烈抨击，原因有几方面。首先，奥巴马政府没有按照法律规定提前30天通知美国国会；其次，塔利班长期以来被美国视为恐怖组织；再者，这些塔利班囚犯获释后有重返恐怖主义活动的危险。
对于伯格达尔的获释，有些人欣喜若狂，有些人义愤填膺，原因是美国人围绕他的失踪众说纷纭。他当年的战友纷纷出来接受媒体采访，谴责他当逃兵，葬送了寻找他的其他士兵的宝贵生命。
另一方面，有报道说，正在德国接受治疗的伯格达尔告诉医生和讯问人员，他在被关押期间屡遭塔利班绑架人员的酷刑，在两次逃跑失败后，他被长时间关在笼子中。
至于伯格达尔是如何从美军基地失踪的，《滾石》杂志2012年曾经披露过他发给父母的电子邮件。伯格达尔在邮件中表示，他对美国在阿富汗的使命已经失去信心，而且为自己是美国人感到羞耻。当时就有人怀疑他是故意弃军而逃。伯格达尔获释后，有些媒体再次把这件事情提出来，要求有关方面对他展开调查，若情况属实，他就必须承担法律责任。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被记者问到，伯格达尔是否擅离职守或临阵脱逃，以及假如情况属实，是否会受到惩罚，哈格尔没有正面回答这些问题。他只是表示，目前的当务之急是确保伯格达尔的福祉和健康，以及安排他与家人团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加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霍华德·麦基翁表示，众议院将就换俘事件举行听证会。
*无罪推定原则保护被告权利*
根据美国法律的“无罪推定”原则，被告在被判定有罪之前，应该被看作是无罪的。但是，这个旨在保护被告权利的原则在实际运用的过程中常常因为媒体的介入而使审判的公正性受到影响。20世纪50年代发生在俄亥俄州的一起震惊全美的凶杀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谢波德医生的妻子被人强奸并杀害后，警察把他当作犯罪嫌疑人进行调查，媒体也对他涉嫌杀妻案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有的把他丑化成一名花花公子，还有的直呼其为杀人犯。此外，审讯期间，不但陪审员没有被隔离，就连警察、检控官、证人、法官以及陪审员的家人也不避嫌，并且在媒体上纷纷亮相。谢波德医生最后被俄亥俄州法院判处无期徒刑。
这个案子几经周折最后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判决说，谢波德医生的案子在俄亥俄州法院没有得到公正的审讯，因为法官没有采取措施，掌控法庭的气氛并让陪审团免受大量媒体报道的干扰。判决下令立即释放谢波德医生，并对他的案子进行重审。谢波德医生最后被判无罪。但是，对于已经被关押10年的谢波德来说，这一切来得太迟了。
回到伯格达尔的案子，美国媒体最近也出现了有关他失踪以及在被关押期间表现的很多负面报道。一些专家提醒人们这个事件尚未结束，在真相还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不要妄下结论。
俄亥俄州斯托本维尔圣方济会大学历史学教授罗伯特·多伊尔（Robert Doyle）越战中曾经在美国海军服役。他认为，这个事件非常特殊，一方面，没有人可以证明伯格外达尔所描述的被关押期间的情况是否属实，因此存在编造事实的可能；另一方面，在伯格达尔的战友纷纷指责他当逃兵后，公众所表现出的愤怒情绪也影响了他们对这一事件的理智判断。
“针对伯格达尔的指控必须有凭有据，我们不能通过媒体，而必须由军方来证明这些指控。目前的情况是，有关当局的调查还在进行当中，整个事件就已经在电视上和广播中接受大众的审判了。由于调查程序非常繁琐，当下只有情报人员能够收集到可靠的信息，并作为证据提交给法庭，而这个法庭将是军事法庭，而不是民事法庭。”
法律专家强调指出，在有关当局还没有查清伯格达尔究竟有没有临阵脱逃，以及尚未决定是不是对他提出起诉的情况下，有关临阵脱逃和擅离职守的讨论就只能停留在理论层面上，也就是说，假设出现上述情况，美国法律一般会怎么处置。
*临阵脱逃和擅离职守的法律后果*
“美国统一军事司法法典”第85条和第86条涉及临阵脱逃（desertion）和擅离职守(AWOL)两项罪名，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有“永久脱离军队的企图”，或者离开军队的目的是不是为了逃避执行重要的作战任务。假如士兵离开部队后，仍打算回到军方的控制之下，他就不算是临阵脱逃，而只是擅离职守，反过来，即使士兵离开军队的时间很短，一旦检控方有证据表明，他不打算再回到军队中来，他仍有可能被判定是临阵脱逃。
前高级军事法官、目前在纽约和大华府地区执业的格里格•林基（Greg T. Rinckey）律师表示，伯格达尔的案子一旦进入到司法程序，他将被宣读各项权利，例如他有权拒绝回答问题和提供证言，并要求为他提供军事辩护律师，最后由军事指挥官决定是否对他提出起诉。据林基介绍，临阵脱逃罪的刑罚最重，擅离职守罪视情节轻重，刑罚相对要轻。
“在美国军队，如果士兵在战争期间临阵脱逃，最高刑罚是开除军籍，甚至有可能被判处死刑。但是，我不认为这个案子会出现这个结果。伯格达尔更多可能被开除军籍。”
耶鲁大学法学院讲师、军事法专家尤金·费德尔（Eugene Fidell）表示，假设伯格达尔因为被指控临阵脱逃罪而受到起诉，他就有可能面临军事法庭的审讯。不过，军事司法体系赋予他很多重要的法律权利，而且审讯程序也将非常公开。
“政府必须排除一切合理怀疑证明伯格达尔有罪。伯格达尔的律师可以代表他对证人进行直接询问或交叉询问，提出他们一方的法律依据，并且对军事陪审团的组成提出异议。初审过后，如果不服，伯格达尔还可以提出司法复审。军事法庭和民事法庭在审判程序上不尽相同。尽管前者不如后者那样受到诸多的保护，但仍不失为一个健全的审讯程序。”
*军事法庭和民事法庭审讯的区别*
马萨诸塞州新英格兰法学院教授维克多·汉森（Victor Hansen）曾经在军队中担任过检控官和辩护律师。他认为，伯格达尔一案的举证将非常困难。首先，他失踪时无人在场，没有证据表明他是弃军而逃；其次，这个事件发生在5年前，人们的记忆已经非常模糊；再者，他离开军队的目的不明确，很难判定是他自己不打算再回来，还是因为做了塔利班的战俘而没有办法回来。这些因素都对试图证明伯格达尔临阵脱逃的指控构成了难度。
“军方不仅要证明伯格达尔是未经许可弃军而逃的，还要证明他永远不打算回来，或有意逃避危险的任务。军方必须证明他有这两方面的意图，才能判定他的确是临阵脱逃，这对检控方来说更具有挑战性，因为在伯格达尔本人没有提供证言说明自己的意图，以及缺少明显的证据的情况下，检控方要从各个方面收集和拼凑有关证据。”
汉森教授指出，军事司法体系和民事司法体系一样都秉承无罪推定的原则。举证责任在检控方。他说，在军队中，提出指控的是军队指挥官，而不是民事法中的检控官。一旦进入司法程序，伯格达尔可以选择不出庭抗辩，而是与军事指挥官达成某种形式的诉讼交易，也可以通过法庭，选择由军事陪审团听审他的案子，或是由军事法官直接判决他的案子。据汉森教授介绍，自从1944年以来，美军就没有以临阵脱逃罪处决过脱逃者。
“我认为，追究伯格达尔死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受到的最高刑罚有可能是5年有期徒刑。即使他被判犯有临阵脱逃罪，也不太可能受到长期关押。我估计，军事法官或军事陪审团在量刑时，会把他被塔利班关押多年的事实作为减刑因素考虑在内。”
*美军历史上如何处理临阵脱逃者*
原陆军士兵查尔斯·詹金斯(Charles Jenkins)1965年越过朝鲜半岛的非军事区从韩国逃到朝鲜，后来与被朝鲜绑架的日本护士曾我瞳结婚，并生育了两个女儿。据他本人叙述，他在朝鲜被强迫背诵已故领袖金日成的语录，并且经常遭到警卫的毒打。
2004年，经过日朝两国政府的交涉，他们全家返回日本。之后，詹金斯来到美军基地自首，承认犯有临阵脱逃罪。同年，他在军事法庭的审判中被判处30天监禁。除了被开除军籍外，他还丧失了所有薪水和津贴。现年74岁的詹金斯目前和家人住在日本。
军事专家费德尔指出，通过这个案子，美国政府一方面表明，它不能容忍脱逃行为，另外一方面，它对待逃兵，特别是成为了战俘的逃兵，又表现出宽宏大量的态度。
“我们不会仅仅因为某人当过战俘就惩罚他。有些国家做过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这么做。假如某人沦为敌方的战俘后表现恶劣，例如与敌人狼狈为奸或者助纣为虐，殴打或虐待其他战俘，这种事情虽然非常罕见，但确有发生，因为有时人们为了自己活命或免遭虐待会去做一些坏事，这样的人一旦落入我们的手中，我们就会对他们进行惩处。”
根据“美国陆军研究所”2002年公布的一份报告，脱逃者更有可能具备与作战有关的军事职业专长，很多人年轻时应召入伍，教育水平不高，而且往往第一年服役期未完就离开了军队，脱逃最常见的原因是家庭问题以及无法适应军旅生活。
报告指出，2002年之前，脱逃者接受军事法庭的审讯非常罕见，在1997年到2001年期间脱逃的17,000名陆军军人当中，百分之94的大多数人只是以非荣誉方式退伍。但是，从2003年开始，陆军对脱逃者提起的诉讼急剧增加，很多脱逃者或被开除军籍，或被判以监禁，2001财政年度记录在案的近4,000名陆军脱逃者当中，有百分之4的人被起诉。
这份报告估计，2000年，第一年服役期尚未结束就逃离军队的脱逃者耗费陆军大约8千5百万美元，为了补上每个接受过全面训练的士兵的空缺，陆军要花费38,000美元，损失相当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