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前总统李登辉(1923-2020)生于日本殖民时代、长于国民党威权统治时期，中年时，以留日、留美农业经济博士的优异学经历，后加入国民党并受蒋经国一路提拔，而成为他的接班人。他也是台湾第一位土生土长的本省籍总统和民选总统。
人称“阿辉伯”的他在12年(1988-2000)的总统任内，带领台湾完成民主化的宁静革命，不仅奠定了台湾今日多党竞争的民主政治体制，也为自己在国际上赢得了“民主先生”的美誉，但他在1999年揭橥台湾和中国为“特殊的国与国关系”，也就是所谓的“两国论”，虽然确立了中华民国在台湾的主权定位，却也揭开两岸关系长期的对立和隔阂。
不过，这位跃上《新闻周刊》(Newsweek)封面的民主先生因间接导致国民党于2000年失去政权，而被开除党籍、且长期不见容于国民党人，尤其卸任的他由蓝转绿，转而以民间人士身份，大力支持台湾的独立运动。
李登辉近百岁的一生宛如一部台湾近代史，反映出台湾人在国族认同、两岸统独争议和追求国际定位上等诸多面向的挣扎。
对于他的功与过，五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跨党派人士和历史学家褒贬不一。
国族认同转变
华人民主学院董事主席曾建元说，因为生于皇民化家庭，年轻时的李登辉是个日本人，但不见得有皇民意识，后来，随着国民政府迁台，他变成中国人，1947年二二八白色恐怖时期，他因为心怀深切的祖国情怀，一度参加中共在台的地下党，直至认知到共产党的不可期待，因而转为坚决反共、维护民主的政治人物。
从日本人、中国人、到最后真正拥抱自己台湾人的身份，曾建元说：李登辉“代表台湾那一代知识分子在认同上的心路历程和转变，”李登辉自己也曾感叹过，说这是“生为台湾人的悲哀”。
1968年，李登辉取得美国康乃尔大学的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到台湾，因为农经长才受到当时的行政院长蒋经国的赏识，并自1971年起，加入国民党，开启他在国民党内的从政生涯、也是他自己口中“一段奇妙的旅程”。
他从1972年正式入阁，出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到后来历经官派台北市长、台湾省政府主席，乃至1984年正式出任副总统，这十多年间，虽然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已有所谓的“催台青”政策，开始启用台湾本省仕绅，但为何李登辉会脱颖而出，得到蒋经国的刻意栽培？
“催台青”政策下的佼佼者
现任台湾国史馆馆长的陈仪深说:“他有一个好的学经历背景，信仰基督教，为人恭敬、又谦恭”是李登辉比当年的台籍政治人物(如林洋港和邱创焕等人)略胜一筹的关键，当时，蒋经国也曾评价“李登辉同志各方反应亦深以为得人。”
是历史的偶然、又或是宿命，蒋经国于1988年病逝，临危继任总统大位的李登辉出现在镁光灯前，“高大、龙行虎步”的他让普罗台湾大众有了那么一点出头天的感觉和信心，陈仪深说。
但现实的历史没有那么浪漫的，初掌权的李登辉权力并不稳固，因此，这段时间台面下的国民党政争波涛汹涌，也是李登辉用尽权谋、对付党内政敌的阶段，这是一场以他为首的本土势力主流派对上外省精英的非主流派的激烈政争。
曾建元说，李登辉虽然权谋，但也很有智慧，“他不会对敌人赶尽杀绝，相反地，他在追求政治目标的过程中，会把政敌从阻力变成助力，再形成一种合力，以达到他所追求的政治目标，这是李登辉非常了不起的地方。”
例如，曾建元说，在党内的运作上，李登辉曾经提拔军系郝柏村，一方面拉拢军权，一方面利用郝柏村来推动民主化，又例如，他把党外和野百合学运(1990)的反对声浪化为他的外援，来反制国民党内反对他的非主流势力。
曾建元说，李登辉也把这一套策略运用在台湾的国际和两岸关系上，运用台湾的民主价值来赢得美国的支持、且克服内外逆境，使他得以在1995年返回美国母校康乃尔大学演讲，成为台美断交以来首位访美的总统，也是当时台美外交关系的最大突破，虽然后续也引来北京的反弹和台海飞弹危机。
功在台湾民主
陈仪深说，台湾民主化的历程始于蒋经国晚年的解除戒严令，但90年代开启的民主化是李登辉对台湾最大的贡献。在李登辉的主导下，从1990年的国会全面改选到1996年的台湾总统直选，在这一场为扩大人民参政权的“宁静革命”后，台湾因此有了一个新的宪政体制，虽然还挂着“中华民国宪法的招牌”，但已经透过增修条文台湾化、民主化，而且促成后来三次的政党轮替，都是在李登辉任内所奠定的制度。
前民进党主席姚嘉文说，解除戒严、国会全面改选和台湾总统直选其实都是民进党的政治主张，但他也说，李登辉的台湾人身份得到本土势力的支持，是民进党当年愿意和李登辉合作、推动诸多政治改革、民主自由化和台湾国际化的原因。
民进党内的台独教父彭明敏也推崇李登辉对台湾民主的贡献。他说，李登辉有两个互相矛盾的身份，他的国民党主席身份被赋予要推动统一中国大业的使命，因此，民主不一定具优先性，可是，他的台湾人身份又让他没有大中国的包袱、且给了他要强化台湾认同、推动民主的使命。
联手民进党 力推政改
彭明敏说：“他如果用台湾人的身份(谈)强化台湾认同，大家(台湾民众)都(听的很)高兴，但若以国民党人的身份讲的话，大家都不想听。”
时势所趋，台湾的民主化势不可逆，而且透过李登辉把民主功迹留在了国民党内，因此，姚嘉文说，其实李登辉也帮国民党这个外来政权找到了定位，就是民主化和本土化，如果当时国民党愿意继续走李登辉的本土化政策，就不会流失台湾的支持者，也“就不会被本土意识浓厚的民进党所打倒了。”
陈仪深也说，李登辉的路线不仅是让中华民国台湾化，也还包括了要推动国民党的台湾化，他也的确在90年代为国民党开辟出了一条路，亦即，不需要透过戒严或大规模的买票、卖票，就能正大光明赢得选举。他说，国民党之所以由盛转衰，真正的帐其实要连战当家后算起，因为连战在统派基本盘支持者的压力下，放弃了李登辉的台湾化路线，而改走拥抱北京的路线，才是国民党真正衰败的开始。
但国民党内还是普遍把2000年失去政权的责任推给了李登辉，说他刻意扶植民进党，终结国民党。
国民党前国发院院长林忠山说，李登辉是“一代枭雄”，但也是“毁国灭党”和“民族罪人”，他说，李登辉一上任，就在国民党内搞分裂和斗争，耗尽党内人才，他又放弃中国史纲，改用台湾史纲，且扶植民进党，他还违背宪法，把中华民国的主权只限缩在台湾，形成为台独铺路的理论基础。
党国本土化路线失政权？
林忠山以真正的“台独教父”形容李登辉，批评他联合国民党内的独台分子和支持台独的民进党，让台湾走向更仇中、反中，而且只亲美、日的路线。
林忠山虽然赞许李登辉确有容忍异己声音的雅量，也真正尊重言论自由，但对于他“用人唯利”，纵容派系和财团形成台湾政坛的“黑金”势力，给予满满的负评。
李登辉于2000年被逼宫下台，代表他在推动国民党台湾化的路线上，吃下败阵。
在两岸关系上的处理上，相对于国民党人普遍的负评，曾建元倒是以有策略和有远见来肯定李登辉。
曾建元说，李登辉在处理台湾民主化的过程中，会运用他过去在台共的人脉，例如，他当时他的王牌密使曾永贤等人，穿梭两岸，来处理中共可能出现的反弹和干预。
陈仪深也说，李登辉在北京关系的处理上，也有一定的规划和步骤，绝非乱无章法。以1996年台海危机为例，史料显示，李登辉早就派密使去和北京接触，因此，虽然情势紧张，但两岸还是有默契、维持一定的底线。
务实的特殊国与国关系？
而且，李登辉早在1996年就抛出“戒急用忍”政策，以期阻断台商产业西进、壮大中国的步调，虽然一度引起争议和商界的负评，而且最后也以失败告终，但曾建元说，对照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上周在南加州题为“共产中国和自由世界的未来”之演说，恰巧彰显出李登辉的远见。
至于，李登辉在1999年透过《德国之声》所提出的两岸“特殊国与国关系”，虽然中国不接受，但曾建元说，那类似东、西德的制度设计其实才是两岸关系最务实的最大公约数，因为其“一国两府”的内涵让台湾对外能务实地拥有国际地位和国际发展空间，这符合台湾人的追求，但对内，台湾和中国基于两岸特殊的历史、文化和宪法连结，还维持着“非外交”的关系，这也符合中国的大政纲领。
不过，姚嘉文透露，当年李登辉幕僚对此向民进党人说服:“一国”是假的，“两府”才是真的，因为一向主张“两国两府”的民进党是不可能接受一中。
李登辉当年要用“一国两府”来抵制中共的“一国两制”，虚虚实实中似乎也显现，老李这位民主先生在经营国政和两岸论述上有属于他那个时代独到的论述能力、权谋和机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