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三（11月8日），美国总统的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John Kerry）和与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结束了长达五天的气候变化会谈，并就诸多相关议题达成共识。分析人士认为，美中的共识向即将举行的新一届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发出了积极的信号，但两国能否真诚合作仍然可能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
美中就气候变化达成诸多共识
克里与解正华的会晤是在加利福尼亚州兰乔米拉奇的“阳光之乡”（Sunnylands）度假村举行的。“阳光之乡”也是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上任不久与时任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进行会晤的地点，彼时中美两国之间合作紧密，并且在不久后的2014年签署了美中第一份有关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为两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奠定基调，也为促进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的签署和早日生效注入了政治推动力。
虽然截至美国之音发稿时为止，双方还没有就此次对话发表任何声明，但是，克里在11月9日凌晨在前身为推特的X平台上写道：“我们与中国（PRC）进行了五天的全面和建设性讨论，并就许多问题达成了共识，我们预计这些问题将在COP28 之前的关键几周内取得富有成效的成果。”
克里所说的COP28即是将于11月30日至12月12日在阿联酋迪拜举行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会议(COP 28)。大会将对世界各国在实现《巴黎协定》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进行首次盘点，会制定下一阶段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
2023年，全球经历前所未有的高温，气候危机越发紧迫。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佩特里·塔拉斯（Petteri Taalas）指出今年9月的极端气温或将使2023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比工业化前的平均气温高出约1.4℃。南极今冬海冰范围则创下了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
克里没有详细说明两国在哪些方面达成共识，但是，美中能否在甲烷减排这一已经有所进展的领域达成共识是外界对这次美中气候变化会谈关注的焦点之一。
在2021年举行的格拉斯哥气候大会上，包括美国在内的105个国家签署了《全球甲烷承诺》，承诺到2030年将甲烷排放量减少30%，但甲烷排放占全球14%以上，作为全球最大甲烷排放国中国并没有加入该协议，美国政府当时也对此表示了批评。
11月7日，在美中就气候变化举行会谈的同时，中国公布了期待已久的解决导致气候变暖的甲烷问题的计划，承诺在截至2025年的五年计划期间“有效改进”甲烷监测和监管体系，并于2026-2030年“显著改善”这些系统。不过，计划中没有包含减少排放的具体目标，只提到将其重新用作燃料的目标。有人认为，这个计划含糊，且令人失望。
克里与解振华的这次会谈也是美中为美国总统乔·拜登（Joe Biden）与习近平下星期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APEC)期间举行双边会谈所做的努力的一部分。除了气候变化，中美双方还就核军控、海洋事务、外交政策、残疾人事务等举行和一系列对谈。这一系列的会谈，包括“拜习会”都被视为美中关系转暖的迹象。
美中在甲烷排放方面存在很多合作的领域
华盛顿的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中国环境论坛主任詹妮弗·特纳 (Jennifer Turner)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美两国未来在气候变化领域有许多可以展开对话与合作的地方。
她说：“围绕石油、天然气和农业的甲烷减排是两国可以比较政策的领域，还可以分享各自在鼓励人们采取改善气候的行为上的经验和教训。美国和中国可以在许多非敏感领域进行对话。”
她解释说，单从农业（主要是水稻和奶牛）角度来说，农业上的甲烷排放量约占美国和中国甲烷排放总量的 40%。在奶牛和水稻甲烷减排方面，美中就可以有许多潜在的农业气候合作与研究的领域。此外，鉴于粪便和食物垃圾也是甲烷排放的另一个巨大来源，两国可以在减少食品浪费方面合作。
“我们会看到（中美之间的）一些新的对话。但就密切合作和大量交流而言，两国关系可能不像以前那么紧密，但我认为他们正在朝这个方向发展。”她说，“如果两国都以减少和捕获甲烷为目标，将大大有助于他们实现巴黎气候目标。”
双方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就面临障碍。特纳指出，中国对电动汽车电池的关键矿产供应链的控制显示两国在这个领域的合作存在敏感性。不久前，中国宣布对生产锂离子电池的关键原料--石墨实施新的出口管制，令全球电动汽车供应链深感不安。
美中气候变化合作曾因政治而中断，美议员怀疑中国的诚意
随着美中竞争的加深，气候变化被认为是美中两国为数不多的可以合作的领域。全球气候面临的危机也要求美中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共同努力限制地球暖化，但是，美中在气候变化上的合作却也屡屡因政治原因而中断。
去年八月，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访问台湾后，中国宣布中断与美国在气候变化、军事交流等多方面的合作。
去年十一月，拜登和习近平藉着印尼巴厘岛二十国集团峰会进行会谈，并同意重启两国间中断的国际气候谈判。但很快，随着美国击落了侵入该国领空的中国间谍气球，两国关系又下降到冰点。
今年7月，两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才随着克里的访华打破僵局。克里在中国访问了四天，与解振华和中国总理李强以及中国最高外交官、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高级官员会面。但克里这次访问并没有达到任何实质性的作用。
前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Matthew Pottinger) 3月初在华盛顿邮报主办的一场线上讨论会上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他说，中国对与美国在打击毒品、预防大流行病、应对气候变化、反核扩散等问题上的合作并非真的有兴趣，他们更倾向于把合作当成杠杆，迫使美国在台湾等中国视为核心利益的问题上让步中国用气候变化作为筹码。
面对美中此次的气候变化会谈，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迈克尔·麦考尔（Michael McCaul）在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这样警告：
“虽然我一直支持外交，但克里特使必须记住，中国不是一个诚实的中间人。在政府开始展示实力并在这些谈判中要求明确的行动项目之前，他们可以预期到中共将继续侵犯人权、进行经济胁迫和破坏环境。”
他还对中国坚持将自己定位为发展中国家，并按照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制定排放量不满。他写道：“中国是地球上第一大污染国。他们也是第二大经济体，但他们将自己定位为发展中国家--这一地位使他们能够在美国大幅削减排放量的情况下，根据国际气候条约继续增加排放量。”
减排也符合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不过，威尔逊中心的特纳认为中国可能会因为自身的利益采取这些减排措施。她说：“中国希望被视为气候变化的领导者，而只有真正采取行动，特别是与美国合作，才能被视为领导者。”
她还提到，从环境方面来说，这也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中国于2014年签署了美中气候协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内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减少排放也有助于中国解决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 。
她向记者解释道，“中国政府和科学家并不是气候问题的否认者，他们认识到气候变化对中国构成的威胁。但脱碳所需要的努力可能代价高昂。”
中国是现在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根据中国清洁能源发展机制基金的数据：2022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为13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占全球排放总量的27%。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为116亿吨，其中，能源活动排放的二氧化碳量约101亿吨，占全球能源活动排放量的30%左右。 中国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已达10吨，是全球人均水平的约1.4倍。
特纳担心，从与俄乌战争相关的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到新冠疫情后中国的经济衰退等多种危机可能会减缓中国的气候行动。
目前，在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方面，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但近年来，中国在环保领域的发展呈现两极化：一方面，中国在清洁能源的发展上遥遥领先，但与此同时，中国也在快速兴建燃煤电厂。中国超过80%的煤是直接燃烧使用，高耗低效燃烧煤炭向空气中排放出大量二氧化硫、二氧化碳和烟尘。
智库“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Clean Air)以及非营利组织“全球能源监测”(Global Energy Monitor)2月27日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在2022年批准82个兴建燃煤电厂项目，总计106百万瓦(gigawatts)的发电量，相当于每周启动2座大型燃煤电厂”。
威尔逊中心的特纳认为中国现在兴建燃煤电厂可能和2022年夏天中国多地发生停电事件有关。2022年，中国遇到60年最严重的酷暑，干旱的天气导致河流干涸，影响了不少靠水力发电的地区的电力供应，造成多家工厂停工，百姓也因为停电而在网上抱怨纷纷。
“中国是可再生能源的第一大投资者，但燃煤电厂仍在兴建中。在过去两年与热浪相关的停电之后，我们看到习近平政府的政治反应是宣布建设更多燃煤电厂作为过渡或备用能源。”特纳说，她在在中国的同行告诉她，“中国仅使用了现有煤电产能的约50%，因此实际上没有必要建设新的煤电产能。”
特纳认为，中国持续兴建燃煤电厂的原因中有一部分也在于这些传统能源行业为许多人提供了工作：“在向清洁能源转型的过程中，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但也有一些人会失业。美国和中国都面临着这一挑战。我认为这是美国和中国应该相互对话的领域。”
美中非国家层面的交流应该加强
不过，美中在气候方面的交流也有亮点。10月23日至29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纽森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该访问最主要的议题就是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寻求合作。10月25日，纽森代表加州政府同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签署了关于加强低碳发展和绿色转型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特纳提到了纽森访华期间前往深圳巴士集团参观，并试乘了比亚迪电动汽车。她认为这是中美双方在非国家层面进行有关气候问题的交流与合作的成功案例。
“中国的清洁能源汽车政策是以加州的零排放电动汽车计划为基础的”，她说，“中国专家访问了加州，研究了零排放电动汽车项目，该项目为新政策和投资奠定了基础，为中国的电动汽车革命奠定了基础，并使其成为全球汽车行业的规则改变者。”
她认为，在中美关系紧张，两国在气候问题上的合作可能会受到台湾问题等因素掣肘时，中国和美国可以开展区域性的合作，就像加州可以和深圳展开合作一样。
她还表示，即使在中美关系最紧张的那段时间，中国和美国的环境科学家仍保持着交流与合作，在出行受到限制的时间里，他们也通过zoom等进行线上会议。
但让她担忧的是，中美可能不会续签《科技合作协定》。这项协定于1979年由时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和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美国签署，旨在鼓励中美两国的政府机构、研究机构、高校等在科学与技术领域的合作。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在任内将协议扩展到了中美在能源、环境、气候、健康等领域的合作以应对全球挑战。
特纳认为该项协议为中美两国的科学家在气候变化领域共同合作奠定了基础，但是这持续了44年，并且每五年续签一次的重要协议今年八月并未按照惯例续签，而是在协议即将失效的最后一刻才延长了六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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