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年初，在鹿特丹市唐人街附近的一家汉堡店，62岁、来自中国湖北的范士贵向美国之音讲述了他作为前六四囚徒的流民经历：在中国几十年没有户口，2017年迫不得已前往柬埔寨谋生，2023年入境土耳其，历尽千辛万苦在欧洲十来个国家辗转，跨越半个地球，最终来到荷兰寻求庇护。他虽然“润”出了中国，但等待他的是荷兰移民法庭的诉讼和不确定的未来。
鹿特丹，62岁的中国流亡者
目前生活在位于荷兰东南角的弗利辛恩(Vlissingen)难民营的范士贵告诉美国之音，他在离开中国之前曾在中国国内四处流浪般生活了30年，其中近20年是没有户口的流民状态。他说，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参与了1989年那场学潮，然后被判刑5年。在那之前，他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是省工会教师。在那个时代，他可以算是拥有相对优越的生活和社会地位。出狱之后，他沦落草根，一年365天为糊口和活命而挣扎。
迫于生计，范士贵2017年去了柬埔寨，在那里度过了六年卖馒头的生活，然后“润”到欧洲，从土耳其到塞尔维亚，再途径波黑、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意大利、法国、比利时等国，来到荷兰。虽然经历了万里逃亡，但他现在的身份和居留依然未定，案子尚在移民法庭诉讼中。因为《都柏林公约》有关在申根区第一入境国申请避难的规定，他可能面临遣返他国。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仍滞留在波黑和塞尔维亚一带，没有生活来源，也无法一家人团聚。
从脸上的皱纹以及稀疏而纷乱的头发里似乎可以看到他几十年经历的风雨和艰辛，但他依然能够绽开满脸的笑容，好像没有多少烦恼。在社交平台X上较为活跃的范士贵说，自己信主，相信明天会有自己的一块面包，因而并无忧愁。
他说，他经常来这里的唐人街买面条、辣椒等中国食品，可见就算逃离了那片土地，饮食习惯还依然难改。从弗利辛恩难民营来唐人街大约100多公里，坐火车要两个多小时。他说自己只坐周末火车，因为他办的这种火车卡周末免费。
曾经的名牌大学毕业生，因“六四”入狱
范士贵出生于1963年，湖北荆门市沙洋县官垱镇小庙村人，父母都是农民。沙洋县曾是湖北省乃至全中国最大的劳改农场--沙洋农场所在地，但童年的范士贵压根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也会被关进劳改农场。
1984年，他考入位于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是那年沙洋县唯一考进人大的学生，主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大学毕业后，他被分到湖北省工会干部学校当教师。
1989年学潮期间，武汉的学生不断上街游行。范士贵觉得应该做点什么。他于是和省工会的同事用床单写了个横幅，上街了。一看省工会也上街，一些工厂工人和市民便跟着他们上街，成千上万的人从紫阳路一直走过武汉长江大桥。5月中下旬，他在中南财经大学食堂墙壁上，以 “狼的嚎叫” 为题，每天书写对学潮进展的评论。在学运期间，他总共写了10多篇小字报。1989年11月，他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3年。
他的判决书上说：
被告人范士贵在小字报中宣传煽动: “各校学生自治会速印制各种宣传品广泛散发，派遣有口才、有水平的同学赴生产第一线，号召人民起来进行反独裁、求民主的抵抗运动，全体人民一致行动，把邓某某、李某赶下独裁宝座。”
判决书没有直接写出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和总理李鹏的名字。当年的审判长赵端，目前已经是武昌区人大副主任，而范士贵还在继续承受着这次判决带来的后果，仍在流浪天涯。
从在看守所糊火柴盒到湖北第一劳改支队加工塑料
在看守所期间，范士贵回忆说，他和号子里的犯人们每天糊火柴盒，一天2000个，完成任务的话，每周有一碗蒸肉吃。因为和一个死刑犯，也是“号霸”贵四佬相处得不错，范士贵没有挨打。
他回忆说，没有挨打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贵四佬指使人打死了一个学潮进来的武钢工人，因而对因学潮而进来的人心怀愧疚。
他说，看守所里最难忘的记忆，是父亲的来访。他父亲没出过远门，从荆门乡下数百公里坐错了很多车，才赶到看守所看儿子。按规定，范士贵不能会见亲友，一位郭姓看守可怜他，说你听一下儿子的声音吧。他便大声喊范士贵的名字，范士贵在里面应了一声“到”，父亲就从门洞给他塞进来几件旧衣服。
对于范士贵来说，看守所里最温馨的时光，是每天晚上糊完火柴盒后囚犯们坐一起聊天、唱歌。他说，号子里的囚犯们留下来很多囚歌，有的犯人能唱几十首。囚犯们给“号霸”唱歌、跳舞，也是号子里日常的重要内容。
在看守所煎熬了半年多，判刑后的范士贵被送到了湖北省第一劳改支队，即那时的汉阳县新龙镇，在长江边上。对外它又叫新生砖瓦厂和新生塑料厂。现在那里叫武汉蔡甸监狱。从谷歌地图上能看到一圈高墙电网以及墙上的岗楼，通过距离测算，高墙内的监管区大约有10万平米，生产区和办公区面积约为监管区的两倍。
范士贵说，他被分在六中队，曾在砖瓦厂的高温大窑里搬了好几个月的砖。他记得窑里大约60摄氏度，塑料鞋都是软的，为了降温，鼓风机吹得无法呼吸。一天活干下来，全身一层黑灰，认不出谁是谁。
他回忆说，后来，来的政治犯越来越多，他们被集中到五中队，并和刑事犯分开关押。那时范士贵主要是在塑料车间干活，在300摄氏度的辊上翻卷融化的塑料。他说，为了表现积极，他还承担了犯人夜校文化教员的工作。
当年和范士贵一同在五中队劳改过的蒋品超现在旅居美国洛杉矶。他在华中师范大学毕业后在武汉大学新闻系任教，因学潮期间参与组织湖北学生运动被判了四年，从江陵送到第一劳改支队。
他对美国之音说：“我们在一起，五中队，是塑料车间劳动。那里是把塑料粉末，有毒的，用辊轴等碾压成片，再切成小片，制作胶皮、胶袋等产品，或吹成塑料薄膜。”
蒋品超说，他出狱后就没有再见过范士贵，但是曾帮他呼吁捐款。
范士贵表示，自己不愿意在监狱里和管教们对抗，觉得没有意义，所以他选择妥协，屈服。但他也有自己的底线，不出卖也不伤害其他难友。
“我没有认罪，但我服法。”他说。
他因此被减刑半年，提前在1993年12月出狱。而这也正是有些难友质疑他“叛变”的原因。
出狱，进入一个更大、更惶恐的监狱
出狱后，范士贵觉得自己成了一片没有根的叶子。原单位湖北省总工会已经在他刑事判决下来后，于1989年12月发文将他开除了。
他的户口也没有了。范士贵解释说，按规定，户口随原工作单位走，他去原单位所在派出所--首义路派出所(后来的紫阳路派出所)，派出所说户口必须你原单位同意。他又回去找湖北省总工会，总工会说我们早已开除了你，你已经不是我们的人了，你别找我们了。从此后的20多年里，范士贵一直是一个没有户口的人，也就是一个不被官方认可的人口。
范士贵此后就凭借一张坐牢前的身份证，行走人间。后来官方更换带芯片的二代身份证，他就无法出行了--无法坐车，无法购票，无法去银行办事，几乎什么事都无法进行。他就去派出所门前静坐，闹了很久，派出所勉强给他换了身份证。户口还是一直没有下落。
他是学国际共运史的，出了体制便没有了别的生存依靠，只好给别人跑推销，拉广告挣钱糊口。
范士贵说，推销非常难做，但更难的是来自武汉国安的骚扰。由于他在监狱里“服法”，国安认为他可以利用，要求他为他们做线人。范士贵对他们说，工作可以，那就要给工资，给工作身份。他说，这些人见他不肯为他们做事，不肯帮他们打入政治犯群体，刺探情报，便每天派出小混混，只要他一上街就殴打，辱骂，身上的钱全部抢走。到了晚上，国安就来问他，“怎么样，有没有人找你麻烦?”
范士贵说，大约在半年时间里，天天如此，总计被打多少次，他已经不记得了。
他感叹说，这是他人生里最痛苦、最黑暗的一段时间，比坐牢还痛苦。在牢里，他没怎么挨过打。他心里因此落下了巨大的创伤，看到有人走近就会害怕，浑身发抖。
他说，后来武汉公安成立了国保大队，他们和安全局有矛盾。在他们的点拨下，范士贵写了一封长长的控告信后，逃离了武汉。
美国之音无法独立证实范士贵所说这些细节。
离开武汉后他来到北京讨生活。他说，他一开始在一个经营培训公司的人大校友那里帮忙糊信封、抄信封，每天勤快干活也能挣到一些钱，但是他说，后来这家公司被举报给各地贪官污吏提供公款免费旅游的机会，他也丢了这个饭碗。
之后大约十年时间，范士贵还是在北京给人打工。在这期间，他和来自黑龙江的“北漂”程静敏结婚，先后有了两个女儿。在这漂泊的十年间，范士贵先后失去父母。父母去世时，他都没有路费回家去见他们最后一面。他的大姐、姐夫和最亲的大外甥先后因尿毒症去世。在救援大外甥的过程中，教会帮助了他，他也从此成了基督徒。
户口之困，流亡九州
孩子逐渐长大，但没有户口，就无法在北京上幼儿园，更无法上学，连私立学校也不能。万般无奈，范士贵说，他和妻子在2009年回到了荆门沙洋县官垱镇小庙村。他说，当地官员对他说，你当初考上大学，户口就到了城里，他们没有办法。后来镇政府官员又说，你房子在哪里，户口就在哪里。范士贵后来好不容易凑了一万多块钱，买了官垱中学一套很破旧的二手顶层房，冬冷夏热，还漏水。当他拿着房产证去办户口时，当地政府还是拒绝给他办户口。
为了谋生，范士贵说，他还一度承包了村里大片土地，准备搞生态农业，但项目被当地公安叫停，导致他无法偿还一百多万元的欠款。2013年春节前，范士贵带着家人仓皇逃到云南。这笔债，至今还欠着。
出逃云南前，范士贵终于拿到了户口。他说，妻子和孩子的户口是和当地派出所交易的结果--范士贵答应离开，条件是给老婆孩子办户口。他自己的户口是因为省工会换了新领导，他也找了点特殊关系，总算办下来了。这大约相当于他一家人在母国的土地上飘荡多年后，终于获得了合法居民身份。对范士贵自己来说，这个过程花费了20年。
范士贵告诉美国之音，他在云南昆明打了一段时间的工后又辗转到山东青岛。
2016年，由于远在齐齐哈尔的老岳父重病不起，需要人照顾，他带着妻子女儿又漂到中国最北端，继续熬着。他说，老岳父是查哈阳农场的老职工，虽然他是中共建政前就入伍的老兵，对毛泽东和共产党忠心耿耿，但多年被划为右派，文革中关押过数年，退休前还是农场最底层的职工。
柬埔寨卖馒头
2017年，范士贵一个人再次回到北京讨生活。这时他遇见了从美国回来的牧师张前进。张牧师告诉他，他当年的狱友杨孝华在柬埔寨，也许可以去那里谋生。范士贵于是找人借了一万块钱，部分寄给远在东北的老婆孩子，部分做路费去了柬埔寨。
2024年7月“润”到美国目前暂居纽约的杨孝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我是1989年在宜昌被判刑的，因为给一个境外朋友寄有关国内学潮报道的报纸，不料当局说那个人是国民党特务，于是我被以间谍罪判处了八年刑。后来湖北政治犯全部集中武汉，我就被送去了第一劳改支队，和范士贵他们关一起劳改。”
他说，他出狱后，在北京又遇到范士贵，两人都在同一个教会服务，相处过几年。
“2017年我去了柬埔寨，在一个国际学校教中文。范士贵也来了，他可能不太顺手，后来就没有教中文，做馒头卖。”杨孝华说。
范士贵说，刚开始，他在夜校教中文，但收入低，交了房租和水电费后，一个月的生活费只有20来美元。他把这些钱的大部分寄回去给老婆孩子，自己就只能靠吃白面条度日。
教夜校之余，他帮人卖房子，挣到一点钱，就租了房子，把妻子女儿接了过来，妻子的二哥也一同过来了。后来他发现，这个生意也没法做，因为带着中国人看房，他们看完房就直接和房主联系，房屋中介就赚不到钱。无奈之下，看到妻子的二哥会做馒头，范士贵就跟着他学蒸馒头，然后在微信群里向在柬埔寨首都金边的中国人卖馒头谋生。
范士贵说，金边中国人不少，他几乎天天骑摩托车给中国人经营的公司送馒头。他能看见他们几十人、数百人在办公室里，每个人一张桌子、一个电脑和几部电话，公司门外没有招牌。
范士贵做的馒头25美分一个，一天可以卖一两百，三四百个，月收入能有数百美元，甚至上千美元。尽管金边的生活成本高，一家人的月开支怎么也得700美元左右，钱还是紧张，但总算可以过下去，他已经很满意了。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两三年，但是好景不长，新冠疫情很快来临。金边的那些公司人去楼空，馒头一下子失去了买家。
范士贵一家再次陷入困境，后来实在挺不下去，他一度不得不在网上求救，一些基督教友伸出了援手。远在新西兰的网络政治评论人士朱万利曾邀请范士贵到她的YouTube平台直播。
从中国移民至新西兰的朱万利对美国之音说：“我对‘六四’受难者特别有感情。我就给他打电话，问他的生活情况，并邀请他参加我的YouTube频道直播，把他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那是2022年初，直播后我给他捐了200美元，黄河边看到后给他捐了100美元。自从我们直播后，我发现它的推号粉丝数量直线上升，三四个月就升到一两万了。”
“六四”学运领袖、人权组织中国人权的执行主任、人道中国的主席周锋锁曾经也给范士贵提供了帮助。
他对美国之音说：“我最早得知老范的事情，应该是20年前了。那时，一位内蒙古的六四受难者叫严晏，可能是最凄惨的六四受难者，他去世了，我得知老范那时帮了他，是他们所在的基督教会提供了临终关怀。后来他在柬埔寨遇到困境，通过一个姓江的福建传道人得知了他的情况，我帮了一下。”
但单靠这些接济是无法维生的。范士贵想通过庇护方式离开柬埔寨，但是去泰国的联合国难民署这条路走不通，因为即使庇护申请得到批准，也没有接收国。那时候，“润”出中国的议题在网上讨论得很热闹，很多中国人以被称为“走线”的方式偷渡美国，还有的去了欧洲。范士贵说，他受此启发，开始准备离开他已经无法过活的柬埔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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