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远藤誉去年著书揭露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抗战期间与日军勾结的历史纪录后，她的另一本书《卡子-没有出口的大地》揭露1953年她从中国返回日本前，遭遇长春围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的精神苦难，也引起国际关注、该书英文版“Japanese Girl at the Siege of Changchun”8月在美国面世、美国智囊机构2049研究所也正邀请她访问华盛顿演讲。
东京福祉大学国际交流中心主任远藤誉在《卡子》里回忆了她1941年出生在中国长春至1953年回国期间的生活和遭遇，包括一家人经过1948年共军围困长春的惨案后，九死一生地逃出长春，投奔中共解放区延吉的经过。
首次被洗脑
远藤婚前姓大久保，父亲大久保先生成功开发戒毒药“吉福德禄”和经营“新京制药厂”，先后被国共政府认定为高级技术人员，也因此在二战后初期不获准离开中国。
到了延吉，当局指令大久保创建延吉首个制药厂-延吉市延边高等师范学校附属药厂。当时大久保带到延吉的日本人都因“成份”不好，每周三次必须去学共产主义思想、学揭发和批斗。大久保的外甥东野掌握了痛责恶毒资本家便有利自己的政治手段，开始编造逃难途中遭遇来批斗大久保。大久保越反驳批斗就越严厉，连带太太在大街上被骂“资产阶级”、女儿在在学校里被骂“反革命分子”。后来幸好一位曾在“新京制药厂”工作的朝鲜族人出面作证并辩护，大久保才免于被打成反革命、获得市民权。
死里再逃生
7岁的远藤倒没被骂，她因臂伤恶化至病危，延吉的日本大夫说要截四肢才能活，最终是母亲决定“女孩子，留个全尸吧”而免难。一个月后远藤靠昂贵的链霉素开始复活，当瘦骨嶙嶙、臂吊绷带的她跟着母亲去朝鲜族人的澡堂洗澡时，被妇女们群起泼水驱逐。
1949年一家人在延吉度过“像过春节一样热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日。家里却拮据到母亲缝制军装、父亲周末去钓鱼维持全家的蛋白质、小学毕业的大姐也开始工作养家，而肉体渐康复的远藤开始患记忆丧失与失语症。
1950年6月，朝鲜族邻居的美妙歌声正舒缓远藤病情时，朝鲜战争爆发，延吉局势和政治气氛又趋紧张，成份论再起，而且这次还要赞颂苏联才能自保。
延吉至天津
大久保为给远藤治病，已预支了几年薪酬并放弃回国。一天，家里收到曾任“新京制药厂”北京分店长的张佑安来信及巨款。已成北京巨富的张佑安写道：“终于找到了您，请允许我回报您的大恩，希望您能来天津，生活上一切由我安排”。
巨款还清了债，仍绰绰有余一家人上路。大久保12月带家人经山海关抵达天津。灯火通明的天津站和圣诞灯饰令远藤摆脱了从小就有的黑夜恐惧，西餐厅里的冲水马桶令她感动得放声大哭，失语症痊愈了。
父亲与张佑安又操起制药行当，在张佑安安排下，大久保一家住进天津原法租界的山东路一栋洋楼，家有还请了汉语教师，后来再迁入华安街原中华民国副总统冯国璋的华丽旧宅。
必须负重荷
1951年初夏，10岁的远藤插班读“培植小学”三年级，尽管张佑安为避免她遭欺负而选择这所私立小学，但汉语能力有限的远藤不但遭遇班主任刘老师歧视和同学欺负，而且“华安街7号住着日本人”的消息传开，上学、放学路上都被小孩骂“日本鬼子”、“日本狗”，有时还被扔石头、吐口水、甩鼻涕。
学校里主要学政治，刘老师每说一次日本人侵略中国的罪行，同学们就回头看远藤，有的眼里更透着愤恨。远藤在《卡子》里写道：“一个十岁的女孩必须承担起那场侵略战争的全部责任，必须承担80只眼睛的责难。”
但逆境中，远藤的汉语能力还是迅速提高了。她拼命学标准发音，觉得把汉语说得跟中国人一样，就会少受责难和欺负，认为“能否说和中国人一样中国话，是关系到能否在这里生存下去的性命攸关大事”，张佑安还给她起了中国人名字“保俊秀”。
逆境有温馨
四年级换了和善的班主任马老师，期末马老师宣布远藤考试成绩全班第一，她在书中写道“我想冲着天空大喊，受尽了屈辱的我竟有今天！还想发誓绝不就此停滞不前！”
第一名的地位令远藤在同学中日子好过一点，这时中苏友好开始，远藤还能大声唱中苏友好歌。但伴随日本签署《旧金山条约》、《日美安保条约》等，全中国掀起反日运动，同学的欺凌又至，远藤再成惊弓之鸟。唱不唱“反对武装日本”的歌?同学们看远藤的眼神“就像淘气的孩子将小虫弄得半死，然后欣赏小虫的痛苦一样”。
期末，马老师再宣布远藤成绩第一并推荐她当少先队员，有同学激烈反对说：“她和日本侵略者是一个民族，有什么资格接受毛泽东思想！”马老师说：“她确是日本人，但她没参加过侵略战争，侵略中国的是军国主义者，日本人也有受害者，你们听了五一劳动节广播吗？她爸爸也在为新中国做贡献。”大久保曾在天津市五一庆典登台，作为在天津的日本人代表发言。
遭五反风暴
远藤书中写道：“我低着头拼命地忍住泪水，第一次觉得活下来真好。”她决心和中国人一起建设新中国来报答马老师。远藤积极参加学校活动，自己每天还走一个多小时去新华书店读书“认识什么是日本军国主义”。五年级依旧是班主任的马老师惊讶地看过远藤的读书笔记后说：“从没人交过这么好的笔记，不过我很遗憾你没获得批准加入少先队，但我承认你是建设新中国的毛主席的好学生，我想推荐你当班长。”远藤拒绝说“我认为自己还不够格”，心里想的却是“我根本无所谓加入少先队或是当班长，只要马老师认可我就够了”。
但不久远藤旧病复发，幻觉、失聪再度袭来，梦里、幻觉里总回到卡子。同时中国开始三反五反运动，五反针对民企，从事制药厂的大久保在家受到公安监视，在外又开始挨批，住宅兼药厂的洋房就是最大的“把国有财产私有化的盗窃行为”罪证。一家人搬家赎罪，但罪名不断，远藤的病情恶化到连马老师都批评她整天呆坐“净想着回日本的事”，远藤终于痛苦地明白，没人能理解她的遭遇，连马老师也不能。
灰心离中国
1953年9月，大久保带一家回国，决定回国的最大原因是继东野之后，另一名日本妇女反戈相向，使得曾准备留在中国、为中国献身的大久保看透了在中国整人才能自保的社会气氛。12岁的远藤站在驶向日本的客轮甲板上，想象着陌生的日本“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呢？”63年后，当记者要求采访《卡子》时，远藤的回答是：“你最好尽量从书里找答案，我很怕回顾”。对记者问“在日本没遇到整人求自保的事吧？”，远藤答：“社会上没有，但学校里有。比如欺负同学，你不加入欺负行动，你就可能也被欺负，这是气氛引起的问题。”远藤回国后，曾被当作共匪，被同学骂“滚回去”。
远藤说，在中国她为了证明自己不是侵略者的孩子，嘶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回国后数十年一听见该曲，就会马上起立、落泪。她说：“但现在我不会了，2012年中国反日运动后我对中国涌现漠然和愤怒的情绪”。
她还说，回国后她寻找过真理、探索过世界，当遇到“生存为何”的难题后，她索性一头钻进物理世界直至修完博士。后来她痛感日本了解中国、以中文为第二母语的学者匮乏，便放下学术、从事帮助中国留学生的工作，意外地在感到心灵伤痛渐消，而纠缠她大半生、困扰她与家人的夜里惊叫梦魇，则在她1984年写完《卡子》一书后终于获得了解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