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美国政府曾经实行了十几年的“禁酒令”，明令禁止酒精产品的制作、买卖以及运输。但是十几年后，由于这项法令(美国宪法修正案第18条)的实施并不如初衷，美国政府与1933年正式将之取缔。“禁酒令”不但没有达到抬高社会道德水准的目的，而是带来很多负面效应，诸如芝加哥等地一些依靠酒精运输和买卖而兴起的黑社会团伙现象。这一案例对其后的公共政策的制订，产生了深远了影响：很多人都认为，某个产品或者行为被定为非法，恰恰“鼓励”了人们的好奇心，从而抬高了需求，所谓物以稀为贵；一旦将某个产品或者行为定为合法，去除了好奇的因素，物不再稀，因而也将不再“贵”。支持大麻合法化的人，就打出这样的旗号。
这个星期美国国家经济项目研究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出台的一份报告，则对这一长期以来很“时髦”的看法，提出了异议。
报告的作者是目前在加州柏克莱分校(UC Berkeley)担任公共政策教授的项中君(Solomon Hsiang)和目前在美国科学进步基金会(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担任研究员的赛卡尔(Nitin Sekar)。
加州柏克莱分校的项中君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我们常常琢磨的问题是，将一些事务合法化以后，是否就能降低该领域的非法行为。”
项中君和赛卡尔两人研究的课题是：联合国下属的“濒临绝种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简称CITES)在2008年做出的、让中国和日本两国合法从非洲购买100多吨象牙的决定对象牙走私到底有什么样的效果。
研究过程中，两位学者不无吃惊地发现，联合国下属的这一组织做出相关决定之后，非洲大陆上非法捕杀大象的行为，有增无减。
两位学者总结说，就这一案例来讲，让中日各自合法购买62吨和45吨象牙所带来的两个“不期”的效应是：一，为非法象牙走私提供了掩护，二，增加了需求。
项中君教授说，从这一研究当中得出的结论是：将某些非法事务合法化，并不一定是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恐怕还要按个案处理。
这位学者介绍说，在中国和日本，象牙雕刻、象牙图章，被认为是一项有必要传承下去的传统工艺。目前，在整个亚洲地区，野生大象的数目只有大约五万只；在非洲，这个数字要高一些。但是，项中君教授说： “大象被捕杀的速度比小象出生的速度要快；如果这种现象持续下去的话，大象的数量就会持续减低，直到为零。”
赛卡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大象在整个生物和地理环境当中，扮演着它们独到的角色。“最终，人类要考虑的是，是否要和大象在地球上‘共处’？”
在一个没有了大象的地球，象牙雕刻也将成为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