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四通桥高挂反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标语事件引发了“外溢”效应，除了中国有更多地方模仿此类标语，海外华人社群也串连呼应。分析人士说，中共二十大后管控松绑之后，这类“化整为零”的抗议行动预料将会更多，这也代表中国维稳的成本将会持续增加，若又遭逢中国经济持续下行，恐导致中共社会控制的能力最终“断链”。然而，这起事件对海外人权运动来说，却是一个很大的激励，找到了一个新的方式来向全世界表达他们的声音，将成为未来可能随时“被发挥”的一个议题。
北京四通桥日前被高挂反习近平的标语，引发了西方媒体广泛关注。这名抗议人士据悉为网名 “彭载舟”（本名彭立发）的北京市民，网友称之为“四通桥勇士”。也因此，“四通桥”、“勇士”与“彭载舟”等字词目前都变成了敏感词汇，在中国网络上已无法搜寻到。
招募看桥员
在四通桥抗议事件发生后，为防止类似事情再度重演，社交媒体传出北京紧急招募“看桥员”，要求的年龄在18至45岁之间，身高168厘米以上，日薪320元人民币。工作内容是24小时全天候看守北京市内的各种大小天桥，最少工作15天，管吃住，住帐篷，两人一组，可以替换休息。
网上也传出据称在北京中国电影资料馆男厕出现了“反独裁、反核酸”、“要自由、要选票、要尊严”等跟四通桥事件雷同的标语。网友戏称，在“看桥员”外，中国各地政府恐怕要另行紧急聘雇“看厕员”了。
然而，尽管“四通桥勇士”在西方媒体引起广泛关注，海外人士也大量转发相关信息，但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北京市民表示，绝大多数的一般老百姓其实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是明显感受到天桥上的看守人员变多了。
多数市民不知情
今年48岁的北京资深媒体人小蔡对美国之音说，四通桥事件发生后，网络上的相关讯息都被封锁，即使身为媒体人，他也是从好几个朋友那儿辗转得知，而且对方都用一些“暗示性”的词汇来表达，他还得自己去猜想、去破解，后来经过多方询问、想了半天，才知道四通桥事件的原委，“但我身边绝大部分的朋友都不知情”。
在北京从事软体信息业的51岁Allen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才恍然大悟，原来最近“看桥员”明显变多是因为有四通桥事件发生。他说，在比较小的人行天桥上，现在至少都会有一个“看桥员”，比较大的天桥会有两个。如果是车行的天桥，桥上面自然不会有人，但是桥下面就会坐着一到两个人，有些跨越比较大路口的车行天桥下，甚至会有到三到四个人，“至少我每天经过的天桥上，每一座都至少会有一个所谓的看桥员。”
他说，这些看桥员多半穿着黑色的衣服，有些会穿具反光效果的黄色马甲（指外搭背心），平时可见他们在天桥上来回巡逻，但晚上天气比较冷，也会看到他们坐在桥头的楼梯上，身体缩成一团滑手机。
Allen用“莫名其妙”来形容“看桥员”这项职务。他说，很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每一座天桥上要多出这一、两个人，也不知道这些人要看守天桥到什么时候，而且这些人的工资其实都是纳税人的血汗钱。虽然北京人比较冷漠，不会公开讨论，但大家心里难免疑惑：“到底我们的国家社会现在是遭遇到了什么样威胁的境地，为什么要突然派这么样的一个人，是因为二十大的关系呢，还是因为其他一些不可言喻的事情”，只是大家不敢说出口而已。
也有网民声称，现在买布匹超过一米长将须实名登记，买油漆、买菜刀也要实名。
42岁在北京从事文化工作的杨小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说对四通桥事件并不知情。她说，买菜刀要登记是好几年前就已经开始的做法，“现在整个中国都是这个样子，大家也是觉得非常的莫名其妙”，但既然政府做了这样的规定，他们也不得不从，否则菜刀也买不了。
至于对买布的登记要求，她说，她刚好前几天才去买床单，一张床单随便都会超过1.8米，但她顺利购得，并未被要求实名登记，所以可能不是每个地方都有如此的要求，但“看桥员”确实随处可见。
杨小姐认为，如果真的有人想要挂布条抗议，应该就有不怕被捕的决心，那买一米长以上布条要实名的措施应该也吓阻不了此人的意愿，所以意义不大。
遍地烽火
台湾中华亚太菁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智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四通桥事件显示了中共想要用极权去封堵全社会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他认为，在中国面临的各种压力中，人们对于动态清零政策的不满可能是最大的一个，另外还包括人民对经济与社会控制的不满，但习近平在二十大政治报告里，又强烈表示要坚定继续动态清零，这将使得中国社会未来的不确定性会更高。
他说，这种不确定性在二十大结束之后，在社会控制逐渐放松的情况下，民众到底还能忍受动态清零到什么程度，是否会一股脑儿地爆发出来、变成一连串遍地烽火的小规模抗议，值得观察。
他表示，在习近平的控制下，中国民众已经很难组织成全国性的大规模抗争活动，可是民众这种自发性的、小型的、零星的迂回性表达自我情绪与看法的情况，未来可能会层出不穷。
王智盛说：“这久而久之，会让中国在社会控制上疲于奔命、不知所措，因为接下来这种化整为零的行动恐怕会更多。”
社会控制成本增加
美国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发起人杨建利持相同看法。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招募“看桥员”显示出中国一发现社会控制哪里出了问题，就赶紧去“补漏洞”，但当越来越多人在各地厕所、校园响应“四通桥勇士”时，中国政府的社会控制成本只会越来越高。
《日经亚洲》今年8月29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维稳开支达到2100亿美元，不但10年内成长超过1倍，且高出同年军费的7%。分析人士说，不断攀升的维稳经费，除了显示中国对社会控制不减反增外，也反映出中国社会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
杨建利表示：“如果再加上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越来越降低，换句话讲，政府收税的能力比以前要低了，那它投入资源去控制社会不断增加的话，那么这个（中国）政府控制社会的能力，可能最终就会出现一个链条的断链。”
四通桥事件除了在中国国内一些地方起了部分“示范”作用外，也“外溢”到海外，全球有上百所高校留学生张贴写有“不要领袖要选票”、“习近平到站下车”等模拟四通桥事件的标语做呼应。此外，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地的海外华人也有一些群众聚集在中国领事馆前声援。但也有国外的“小粉红”将校园内的支持海报撕掉。
海外声援的意义
王智盛说，海外的串连一方面可以被理解为对中国的讽刺，因为相比在西方，只要是合法的范围内，人们都可以自由自在的高举布条、表达抗议，这对海外中国人或是外国人来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们更能体会到中国社会的压抑，以及对威权体制的厌恶。
另一方面，他说，这也相当程度的激励了一些在海外从事中国人权、民主运动的人士，让他们想到了新的方式，用更多元的方法向世界表达他们的诉求，这将是一个未来可以、也可能随时“被发挥”的面向。
杨建利也说：“这个对海外的人权人士是有很大的激励，同时也给了一个着力点，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声援呼应四通桥勇士的方式，把我们的理念在全世界进行传播，同时我们的声音也会传回国内去，给国内的民众一种支持。”
他说，四通桥孤胆英雄的壮举虽然意义非凡，但“孤胆”二字却也凸显目前民主运动的悲哀状况。一个长久难题陡然立在面前，就是在中国甚至在海外都没有一个整体的、可持续的民主运动存在，这让孤胆英雄的效果大打折扣。
他表示，如果有一个整体的、可持续性的民主运动存在，这些“孤勇者”行动时就会知道自己是“整体”的一部分，那么他就会更有信心与勇气去执行，其所产生的外溢效应也会更大。
安全至上
王智盛说，如果将四通桥事件跟中共二十大报告串起来看，就可以看出中国现在处于一个内外交迫、高度不安全的样态，而且正是因为不安全才越需要去强调安全的重要性，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在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提到“安全”两个字最多，达到50次，其次是“斗争”的17次。跟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多半使用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之类的话语比起来，现在的习时代，安全似乎成了新的至高标的。
他说，这也显示出，为了求取对内和对外的安全，习近平只能回头走上管制压缩的路线，以安全为名，通过与内斗争、与外斗争、与民斗争、与国斗争的手段，寻求从个人到党的安全地位。
王智盛说：“所以这一系列看下来，大概可以看得出来，未来中国的这个内缩，还有它的这种自闭的情况，恐怕会更为严重。”
王智盛强调，这也反映出中国发展至今面临到一个很大的困境，就是中国已经没有发展动能，因此转而通过社会控制来寻求稳定，并以安全作为共产党合法性的基础，所以看起来接下来的中国整体发展恐怕只会更停滞，甚至倒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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