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全球多国议会跨党派议员组成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IPAC)星期三(10月14日)公布报告，批评英国政府对中国欠缺了解，对华政策长期缺乏协调，建议仿照美国国务院设立跨部门“中国事务协调办公室”(Office of China Coordination)，简称“中国组”(China House)，并为涉及国家安全、人权及关键技术的对华交往划定明确红线。
这份报告获得来自英国多个政党的议员支持。作者埃文·福勒(Evan Fowler)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强调，报告中提到如何协调政策、提升对中国的知识理解以及明确与中国交往的界限，都是他所接触的英国对华交往人士的广泛诉求。
报告同时承认，英国无法与中国完全脱离接触。重点应在于，如何在交往的同时，避免让短期经济收益削弱长期安全和政策选择。
报告获得英国跨党派支持
报告列出的支持者包括工党财政委员会主席梅格·希利尔(Meg Hillier)、保守党影子外交大臣汤姆·图根哈特(Tom Tugendhat)、自由民主党外交事务发言人卡勒姆·米勒(Calum Miller)，以及改革党和苏格兰民族党的议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议员的背书并不等于英国议会通过报告内容，也不代表政府接受报告建议。
福勒对美国之音说，报告的一个重要意义，是其支持基础超出IPAC联盟本身。他提到的共同诉求包括设立“中国事务协调办公室”、提升对华政策能力，以及建立适用于不同层级英中交往的清晰战略和红线。
“我认为，这些观点获得了相当广泛的共识支持。”他说。
借鉴美国“中国组”
IPAC报告警告，在预算削减的情况下，英国正在流失中国问题专家，而政府各部门在对中国政策的执行也相互矛盾。
报告建议设立英国版“中国事务协调办公室”，协调并推动跨部门行动。它还主张将对中国的知识能力，扩展至政府、企业、大学和社会机构，而不只是增加中文培训。
美国的机构安排因此成为此次讨论的一个参照，但英国应当借鉴哪些经验、又应如何适应自身制度，仍是需要回答的问题。
曾任英国安全事务大臣的图根哈特在回答美国之音关于美国国务院“中国组”的提问时说：“我认为，我们在许多不同方面都可以相互学习。但事实上，这是双向的。”
他强调相互学习，而非单方面照搬美国做法。
报告提出的政策协调，也直接关系到英国与美国及欧洲伙伴如何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不过，设立协调机构本身能否改变决策，受访学者提出了保留意见。
傅洛达：不是缺乏对华知识，是缺乏勇气
诺丁汉大学中国问题学者傅洛达(Andreas Fulda)在报告发布前接受美国之音书面采访时说，历届英国政府已经多次听取有关北京所带来挑战的简报。
“问题不是缺乏关于中国的知识。问题是有知识，却没有勇气。”他说。他所指的是，即使采取更强硬立场会带来短期或中期代价，政府是否仍愿意维护民主价值和国家利益。
对于设立“中国组”，傅洛达认为，关键在于政治权力和领导责任，而非机构名称。在英国，这意味着首相府和财政部必须有高级政治领导人将中国事务作为重点，并推动政策落实。
“没有这种果断的政治领导，我担心‘中国事务协调办公室’不会带来很大改变。”他说。
伦敦国王学院治国方略与国家安全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索菲娅·加斯顿(Sophia Gaston)在回复美国之音采访问询时表示，英国过去十年的对华政策已从“深度天真”转向更加重视安全，但不同部门对中国挑战的理解仍不一致，妨碍形成有效战略。
她欢迎设立“中国事务协调办公室”，但警告，不应因此进一步把中国风险隔离成少数专家才处理的事务。
“英国真正需要的是，在政府最高层理解并落实对中国威胁的认识，让整个政府体系都在维护我们利益的共同目标下运作。”她说。
交往的界限
IPAC报告建议，在关键基础设施、军民两用及前沿技术、跨国镇压和研究合作等领域设立红线，同时继续在符合英国利益的领域开展有选择的接触。
加斯顿认为，判断合作是否安全，不能只看眼前收益，还应考虑一项服务、能力或投资是否会限制英国未来的地缘政治选择，以及英国能否承受合作中断。
英国政府也曾就对华关系进行审视。2025年6月，时任外相戴维·拉米（David Lammy）向议会表示，大部分细节涉及机密，无法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况下公开。政府当时提出，在能够合作的领域合作，在必须应对挑战时采取行动，并加强公务员的中国知识和语言能力。
美国之音就报告涉及的批评向英国外交、联邦与发展事务部(FCDO)请求置评。截至发稿，尚未收到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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