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黄志环，流行病学家，兰德公司中国政策讲习教授
主持人：叶凡
2019年12月，武汉爆发新冠肺炎，疫情很快蔓延到中国各地和全世界，造成了一场全球性公共卫生大灾难。国际社会要求对病毒源头进行独立调查，并且追究中国政府在疫情初期隐瞒信息，延误防控时机的责任。而中国现在则把自己描绘成抗疫成功的榜样，试图掩盖早期病例上报的失误。那么，中国号称“世界级”的传染病预警系统为什么失灵？怎么看中国对病毒起源的种种甩锅努力？全世界可以从这场疫情中吸取哪些经验教训？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专访了流行病学家，兰德公司中国政策讲习教授黄志环(Dr. Jennifer Huang Bouey)博士，请她分享对这些问题的看法。黄志环就中国疫情和全球卫生战略多次在美国国会作证。
预警系统“失灵”
2002年暴发非典后，中国疾控中心建立了不明原因肺炎(PUE) 监测系统，和传染病自动预警和响应系统(CIDARS)。中国官员称，预警系统是世界级的：快速、全面，而且不怕有人从中作梗。可是，在这次新冠疫情爆发后，中央卫生部门最初不是从报告系统得知疫情，而是在一些不知名的吹哨人在网上泄露的内部文件之后才知晓。
黄志环说，中国疾控中心建立的监测系统完全靠中国政府资助，从2003年到2014年之间维持得还比较好，但是时间长了之后，中国政府的投资减少，疏于维护，慢慢地退化了。
她说：“没有很大的疾病爆发，其他医改投资，慢慢的在公卫系统的投资就会越来越少。所以我觉得这个系统在那儿，硬件在那边，但是到底有多少人每年有培训？有多少当地的干部在每一次临床医生有报道之后去调查？所以在这些方面这次暴露出一些薄弱点。”
黄志环说，这次新冠病毒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到底怎么来维持一个消耗重大的公卫系统，是否应该有世界级的各种多系统的监测，或者有不同的培训，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话题。
不过，更严重的问题则是中国政治往往凌驾于保障措施之上。医生理论上可以直接报告这种情况，但是实际上，通报要得到地方官员的批准。武汉金银潭医院专家发表在《柳叶刀》杂志上的一篇论文中披露，武汉市疾控中心最晚在2019年12月16日就已经注意到了疫情，可是，最初的一些病例在2020年1月3号才输入了早期预警的系统。在疫情初期，李文亮医生等8名吹哨人受到当局的威胁和训诫，最终李文亮死于新冠感染。
黄志环说：“如果有政治因素搁进来，如果当地政府不愿意暴露出一些这样的病例的话，特别是到后面已经比较严重的时候，就有一些愈发地想遮掩，那么，这样的时候就会造成一些更大的危机。我觉得这个是跟中国政府的一些奖励制度，还有中央跟地方政府之间的交流，确实是需要反思。”
黄志环认为，从非典到新冠的几次流行病凸显了政治干预科学的问题。很多科学家疾呼，把公卫留给公卫，不要给科研附加政治条件。
新冠溯源
自从疫情爆发以来，中国对于病毒起源做出了种种甩锅努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3月份在没有任何证据情况下说是美军把病毒带到了武汉。最近中国官媒又锁定说，病毒来源可能是从外国进口的冷冻食品。
对此，流行病学家、兰德公司中国政策讲席教授黄志环博士说：“很遗憾从今年1月份以来，听到各式各样的所谓misinformation，就是不对的消息。所以我总的来说比较喜欢像今年4月30号美国的情报机构专门提出了一个public announcement公告，就是说，当时我们认为这个病毒不是人为的，那么，是不是其他原因，我们还暂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科学态度，就是说我们没有科学依据的时候，在科学依据出现之前的一些理论，都不能把它作为事实来说。”
一年来将近150万人死亡之后，对于病毒起源仍然没有一个透明独立的调查。目前中国同意WHO派调查小组到中国调查，但是作为交换条件，华南海鲜市场部分，和中国首批患者在疫情中扮演的角色由中国科学家负责调查。
黄志环表示，对中国的做法感到非常遗憾。她说：“遗憾是因为如果让科学家来做的话，如果没有政治因素的话，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而且是非常意义重大的一个课题，因为如果找不到病毒的来源，我们很难做下一步未来的决策和预防的措施。”
黄志环说，在过去20年中，她作为一名美国科学家和中国同行在公卫方面有很多交流。非典爆发后，美国疾控中心给中国疾控中心提供了非常多的技术和人员援助。可是2016年之后，美国在中国的疾控中心人员从40多人减少到2个人，让她感到很遗憾。她说，如果能重新建立合作关系，将有利于流行病的预防和控制。
她指出，最好的方法让科学家去做科学家的事情，如果能够缓解中国、美国和世卫组织之间尖锐的的政治压力，将有助于病毒起源的调查。
美中疫苗合作
黄志环最近（11月15号）建议拜登政府，尽管美中在一系列问题上关系紧张，但是美中科研人员在治疗新冠和开发疫苗方面要加强合作。可是，过去几十年来，中国商业间谍案例层出不穷，特别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不断有报道中国黑客剽窃美国新冠疫苗研发成果。在这样情况下美方科研人员是否可以安心和中方合作？
黄志环说：“我觉得中美最近关系非常紧张，有商业的关系，有国家安全的讨论，但是我觉得不管是商业信息、商业间谍，还是网络的安全这些问题，不能够，不应该和科技合作搁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是不同领域的事情，不同领域有不同的规则。如果是商业间谍的话，因该由商业法、专利法来管理，那么网络间谍或者网络的安全，就应该从科技和国家安全的角度来加强控制。”
她说，特别是科研项目，科研主要是针对商品化之前的基础研究，和对整个人类有极大影响的研究，这类研究项目通常得到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科学家有了新的发现，第一反应不是去保护发现，而是和国际分享。如果中国科学家没有公开对新冠病毒的研究结果和对新冠治疗的经验，这将是不可取的。所以从科学家的角度来说，要鼓励全世界对新冠治疗、疫苗和技术的合作。
英国12月2号在全球第一个批准了美国辉瑞公司和德国BioNtech联合开发的新冠疫苗，莫德纳和强生公司的疫苗临床试验也进展喜人。
黄志环说，这个月不断听到好消息，总的来说非常乐观。她说：“现在看来这些消息都是很好的，而且mRNA这是一个最新的platform（平台），是一个非常新的技术，不管是从科研的进展，还是新技术的利用，还是我们把原来要10年才能够做出来一个疫苗缩短到一年，我觉得这些都表现出来我们科学家在很多方面非常大的努力和进步。虽然我们第一批疫苗肯定是有一些局限性，包括像储存的低温，这可能会影响到有一些低收入国家，可能不太容易用到这样的疫苗，在logistics（后勤）上会有一些威胁，但是我觉得有这样好的成果，我还是很欣慰的。”
针对美国和欧洲主要国家对中国疫苗不感兴趣的问题，黄志环说，虽然中国每年的疫苗产量是全球的四分之一，但是从历史上看，厂家主要针对中国国内的市场。如果中国疫苗想进入国际市场，需要完善药物监管系统。
她说：“如果中国产品想进世界市场的话，第一呢，中国的监管系统要和世界标准同步和统一。中国大概是在两年前参加了RCH，这是一个比较发达国家的一个药物监管系统。中国说在2022年，明年，把中国药监系统和这些RCH的国家等同，我想中国应该是在往这个方向发展。在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必将会影响中国的疫苗在国际市场上的推广。”
经验教训
从1918西班牙流感至今，全世界在应对流行病时仍然措手不及。黄志环指出，当一个新病毒来到时，疫苗最快也要一年多的时间才能诞生。那么，在疫苗问世前，我们只能依靠公共卫生措施，因此在大疾病到来之前，准备工作是至关重要的。
黄志环说：“特别是对新冠这种传播性这么快的病毒，我们实在是需要至少三样东西马上到位。第一是要通报病毒的传播，把这个消息非常快地给到公众里面去；第二呢，就是要有一个非常敏感，而且能够反应迅速的监测系统；第三呢，需要国家有能力把这个资源搁在最关键的地方。而且我们看到是需要这三种东西马上到位。”
她再次强调，要用法规来保护公共卫生的资源和独立性，建立一个不受政治影响的应急系统。她说，希望这一次“血的教训”能够带来一些革命性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