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三，由习近平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所谓〝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关待遇规范，其中特别提到: 中央高层领导人退休后，要及时腾退办公用房；外出要轻车简从；按规定配备工作人员，并严格约束亲属和工作人员；压缩赴外地休假休息时间等四大禁令。
报导称，有关规定从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率先做起，并分批实施。在贪腐成风的中共官场，整治高官待遇谈何容易？新规范能否落实？此外，根据香港媒体报道，中共2014年退休高官年开支超过675亿元人民币，其中又以江泽民为首的退休元老待遇高得惊人。究竟中共高官在离休后享有多少特权？习近平的最新指示是否为了“敲打”某些特定高层？
网络杂志《纵览中国》总编陈奎德表示，新规范出台本身应该获得肯定，毕竟是一种进步。但是它只是治标，而且侧重退休高官，或许有政治意义包含其中。中共官场的特权和腐败非常尖锐和复杂。解决方法是第一要落实赵紫阳时代提出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第二要同时限制在职官员的特权。总体而言，中国官民比例高得惊人，现在为1:18（西汉时期是1:7000）；财富集中于官府，政府和国家所持有的财产是百姓的三倍，藏富于官、藏富于政府是畸形的现实。
有分析认为，习近平在成为中共新“核心”后，敢去触碰高级干部待遇这个硬钉子，并承诺从自己领导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率先做起，显示他是动真格的要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他的话能否起到药到病除的作用？《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习近平不可能说一句话就起到作用。况且现在的官员财产与毛时代截然不同—-当时的官员没有私产，住房警卫都是公家配备的，可以随时撤除；现在的官员却拥有私产，政府很难控制。
陈奎德表示，胡锦涛时代曾经有过撤出中南海这样的提议，但是完全没有下文。中共花钱制度缺乏透明度；财政没有受民意和法律的约束。退休官员待遇是个问题，但是，更大的开支和浪费在于习近平向国外大把撒钱行为，大笔挥霍百姓的血汗钱完全不受监督。中共财政没有监管钱袋的机构。为了滥用财政权，江泽民曾经强调过，绝对不能使用“纳税人”这个概念。
有观众评论，习近平能否控制高官待遇不是能力问题，而是他的生死存亡问题。苏共因为腐败已经灭亡，中共因为腐败也已经名存实亡。不过，即便控制腐败问题也只能让中共苟延残喘，而不可能延长中共的寿命。
其实中共中央早在1979年就公布了高级干部生活待遇规定，为何到后来根本名存实亡？胡平说，这是莫大讽刺。官场腐败有个过程。80年代初，当时商务部有官员在饭店吃饭后支付不足，引发轩然大波，可见当时人们对腐败的容忍度很低。到89年之后，腐败严重起来，中共退休官员们也开始享受非常高的物质待遇；江泽民上台后更是让官员们闷声发大财，用利益收买和回馈官员的支持。
胡平说，公布官员财产并不是制度上的难题，而是涉及到政权和统治的合法性；高官同时希望约束其他官员，而且权力越大的官员，约束别人的愿望也越高。所以，不要过度乐观解读习近平对其他官员约束的动机。
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2004年卸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后，继续保留他在中央军委的办公室，直到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前后才“腾退”。习近平的新指示，是不是要特别敲打江泽民？胡平说，习的规定出台时，江的办公室早已撤出。规定的确有约束前任退休者的意图，但是从方案的提出到公布和执行，存在巨大的时间差，所以其执行性很有限，更多是一种政治风向。
陈奎德表示，习近平对老人干政当然反感。但是四年过去以后，随着对手党羽的修剪，江的压力已经大不如从前。所以习现在提出整治高官待遇更多是一种政治姿态和信号。
今年10月，退休多年的中共前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带全家三代公款到西藏出游，引发舆论炮轰和民愤，陪同的有秘书、警卫、医生，全程有公安、交警开路护送，刘淇是特殊个案还是普遍现象？为何在这个时候遭到举报曝光？胡平说，时间上应该不是巧合。刘主政时和王岐山有过很深的矛盾，而且刘也很招摇。其中的关键是公费旅游。离任和现任官员开支没有民间约束，控制效果是非常有限的。
陈奎德表示，习近平和江泽民仅有微小差别，两人都需要党内官员的支持；江通过给人送钱，习则是给人授权。他们都需要强大的官僚体系来稳固自己的统治，所以彻底清除腐败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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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视频：“打铁还需自身硬”，习近平如何“整”高官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