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一家法院星期二对中国维权律师浦志强作出宣判，他的罪名是“煽动民族仇恨”和“寻衅滋事”。法院以浦志强“认罪悔罪”为由，从轻判处三年徒刑，缓期三年执行。
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认为，浦志强被轻判说明很重要的一点，即国际社会的干预还是能起很大的作用。他说，浦志强的判刑甚至比他的律师预想的还要轻。他指出，在浦志强受审时，美国以及欧洲国家驻华外交官都在法庭外对浦志强案表示关注，这对中国当局造成很大的压力。他猜测浦志强判三缓三的裁决可能是在法庭现场决定的。他认为这是习近平的一个特点，而胡锦涛时代则比较死板，事先定成怎么样就怎么样，而习近平比较在意国际社会的看法，与江泽民时代有点相似。
浦志强的辩护律师之一莫少平在宣判之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对浦志强的判刑作出四种可能，其中包括缓刑。
尽管浦志强的辩护律师团队对他做出了无罪的辩护，但是浦志强表示对判决不上诉。魏京生认为，这可能是浦志强与当局之间的妥协，因为判三缓三意味着他可以不蹲监狱了。曾经入狱19年的魏京生说，对于在监狱里的人来说，能够不蹲监狱是很重要的，所以浦志强选择不上诉也有他的道理。
这位老牌的民运人士分析说，浦志强被轻判和此前的高瑜被减刑可能与他们的态度有关，而广州的民运人士郭飞雄被重判可能是因为他的态度比较顽固，不认罪，因为这种政治案件是执政当局决定的，而不是法院决定的。另外，他认为，国际社会对郭飞雄案子的干预也少一些。
直观2015中国政治与人权
2015年即将谢幕。这一年，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因特网、媒体、文艺创作和宗教等都受到中共当局严密的管控，公民的言论自由等权利进一步受到钳制。习近平为什么要把专制的图腾越抓越紧？这种高压统治对中共维持一党专制能起到多大作用？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先生到时事大家谈节目现场，分享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魏京生认为，2015年是自1989年以来中国人权状况最糟糕的一年，甚至比他当年受审时还要倒退。他说，他当年受审时多少还有一些法律的约束，而现在完全无法无天，监狱里实施酷刑，审判很随意，甚至时不时发生因为对辩护律师不满而把他们抓起来的案例。因为参与西单民主墙运动而被判处长期监禁的魏京生说，他们作为政治犯当时在监狱里的生活待遇可能没有现在好，比当时的普通刑事犯的待遇要低，但是没有遭受电棍殴打等酷刑。
2015年，中国当局对维权律师进行了力度空前的打压。大量的维权律师、律师事务所的工作人员和人权活动人士被拘留、带走或约谈，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中国当局为什么要把矛头对准律师呢？
魏京生认为，这是因为维权律师越来越重要了，因为他们不仅介入了民间的案子，而且也介入了涉及党内权斗的案子。在他看来，中国当局抓捕维权律师并对他们进行判刑是一种恐吓的姿态，以维持还是‘党说了算’的局面。
美国的一些中国法律问题专家认为，围剿维权律师是当局发出的一个明确信号，即政府将不再容忍维权律师利用知名度较高的案件和舆论的压力来推动中国的法制建设、保护体制内弱势群体的做法，因为中共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在挑战党的底线。
魏京生认为，近两年维权律师所受理案子的尺度并不比胡锦涛时代大，但是习近平对这种状况都不满意，希望回复到70年代律师替政府辩护的年代，而他最受不了的是律师的干预阻碍了他清除异己。
至于为什么习近平执政3年来对异议的打压更为严厉，魏京生认为，这种状况反应了中国社会矛盾的激化。他说，以前老百姓有‘红眼病’，而现在则是仇富。随着社会矛盾的尖锐与党内斗争的日益激烈，习近平感觉控制不住了。他认为，习近平打压维权律师是他加强掌控力度的一个措施。
针对这种打压与依法治国之间存在的矛盾，魏京生认为，习近平所理解的依法治国是他说了算的法制，是他用来维护统治的工具，而不是老百姓用来保护自己的盾牌。他认为，习近平太习惯于毛泽东时代，尽管他们家当时也受到毛泽东的迫害。他说，很多受到迫害的人在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以后，反而喜欢用同样的手段来对待他人，喜欢强力打压异见。他认为这是习近平上台以后与他的前任有所不同的原因。魏京生认为，这一方面反映了习近平的意识形态，同时也说明他现在处于非常危险的状态，就像猫与狗被逼到墙角一样，反而会孤注一掷。
魏京生认为，习近平在中国掀起反腐运动以及主办“世界马克思大会”和“世界互联网大会”等等，都是效仿毛泽东，试图控制意识形态和老百姓的思想，以便更有效的管理国家。不过他认为，毛泽东至少是有本事的，能够忽悠8亿中国人，而习近平则没有这个本事，而且当时共产党刚刚执政，老百姓对共产党的认识有限，相信共产党，愿意跟党走，而现在的老百姓根本不相信共产党，因此尽管习近平当局控制老百姓的手段更加现代化，但是无法实现控制他们思想的目的，那么结果只会导致中国走向更加混乱。
魏京生还分析了西方学者有关一个国家的经济自由化最终会导致政治自由的理论为什么在中国行不通，以及国际社会近年来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注不如以前的原因。
尽管习近平上台后西方企业在中国的投资环境恶化，但是魏京生认为，鉴于商界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习近平在上次访美和访英期间试图修补中共当局与西方资本家之间的关系，签署了大量的订单，执行的还是邓小平的策略，即收买西方资本家，让他们替中国政府说话，来阻止国际社会关注中国的人权。他认为，这种做法也许能起到一定的效果，但是目前国际的大趋势已经与20年前大不相同，因此不会很成功。
作为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还谈到了海外民运组织为推动中国的民主与人权进步所作的工作，包括推动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人权以及民主化的关注，以及通过各种媒体向国内介绍一些观点并引起人们的思考，因为只有人民觉悟了，中国才有希望。
魏京生也回应了一些批评人士对海外民运组织不团结、不接地气等方面的批评。他说，海外民运人士在一些问题上的看法可能不一致，这并不足为怪，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并朝这个方向努力，即推动中国的民主化，都在关注中国的人权，都希望共产党下台以及中国走向民主。他说，在这方面，海外民运组织很一致，很统一。至于民运内部有争吵，他说，这种争吵至少是以民主的方式进行的，比共产党好多了。
节目中，魏京生还与很多打电话进来参与节目讨论的观众和听众进行了互动，回答了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也对他们的一些看法做出了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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