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罗斯发动入侵乌克兰战争之际，中国在进行所谓的防疫人民战争。俄罗斯发动的俄乌战争和中国正在进行的人民战争分别是两国最高领导人部署和指挥的。在一些观察家看来，这两场正在进行的战争有明显的相似性。俄军在乌克兰伤亡惨重，中国的防疫人民战争也是次生灾害严重。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客座教授许成钢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这种相似性值得认真分析。
许成钢所表达的是他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当今俄国与中国都是外行在指挥
金哲问：在一些人看来，这两场战争有明显的共同性。您怎么看？
许成钢答：（它们是有共同性。它们的共同性是什么呢？）它们的共同性就它们都是由最高领导人自己决策。
虽然几乎所有的民主国家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都是政治人物，不是军人，但政治人物如何运作军队呢？可以拿美国做例子说明问题。
实际上，美国总统并不能真的去运作军队。他只不过是从政治上面要军事为政治服务，他要在政治上做一个判断，就是说，这个军事行动可不可以做？还有，当遇到最重要的、大最大的军事行动的时候，连总统本人也无权决定，他需要国会授权。这是民主制度下的情况。
实际的军事操作是怎么做呢？实际的军事操作是职业军人在操作。所以美国有参谋长联席会议，就是参谋总部。职业军人要准备好许多套军事上可行的方案拿出来供政治家去选择。一旦政治家选择了之后，下面的操作全部都是职业性的了。职业性的操作才避免在军事行动上犯错误。
第一步是政治决策，是避免在政治上犯错误。所以，政治家要管政治，要在战争问题上不要犯政治错误。但一旦进入到实际的军事行动的时候，军事得事情就是由军事的专家、职业军人来具体操作，以避免军事上犯错误。
而我们看一下普京那边。普京根本不懂军事，但这个军事是他在操作。所以，操作得一塌糊涂。他根本违反军事常识。哪怕是没有改革的俄国军队也不至于操作成这个样子。这都是因为他不是职业军人，是非专业的。
再来说中国的疫情防控。疫情的情况其实跟这也是相似的，因为疫情和防疫是高度专业化的事情。防疫怎么做？那么这里边有重大的政治上的思考。在不同的制度下，政治上的思考就不同，因为不同的制度下，这个政治上的思考的目的就不同。
民主国家与独裁国家领导人的思考不同
比如说，你在一个民主制度下，民选出来的政治首脑一定要对选民负责。这并不是说他有多么高的理想或者个人的道德，而是他的位置是选出来的，他要考虑他自己政治的前途和他的党的政治的前途。他必须要考虑：我做这些事选民会怎么看？所以，在民主制度下，政客就是一定是反反复复权衡我做的任何事情在整体的选民里带来的反应是什么？他们是同意我还是反对我？
他每天考虑的就是一件事儿。在考虑了选民的反应的这个背景下，他另有一个专门队伍，就相当于军队一样。另一个专门队伍给他提供跟防疫相关的意见。但由于防疫永远不仅仅是防疫，而是一定会影响全社会，一定会影响经济，影响社会的其他方面。之所以要最后要政治人物来决策，就是因为你要有个平衡，这就是在防疫和全社会之间，防疫和经济之间要有个平衡。
作为一个民选的总统，就要做出这样的权衡和平衡——我防疫要防到什么程度？怎么样才能使最多的选民满意我的工作？
在防疫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国家都不能保证选民总是高兴的。选民经常是不高兴的，政府靠的是经常有选民不高兴才推着它们朝着某个方向走。比如说，这个现在所有的民主国家，所有的发达民主国家已经全部都解封了，已经全部都放开了。
那么，这是怎么造成的呢？世界上第一个全面放开的国家是英国。碰巧我自己就在英国，所以眼看着它这怎么做的。它是怎么做的呢？它是被逼着做的，就是因为英国的普通人非常不高兴任何对他们的限制。
最后，奥米克隆这种毒株来了，专家们提供的数据充分证明当英国的全国有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都已经注射过3次最好的疫苗、在有了疫苗接种的情况下，我们有充分的数据告诉我们奥米克隆这个病毒染上以后重病率和病死率都远远低过于流感，比流感要低10倍还不止。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为什么还要封闭呢？
集权制度与民主制度彼此迥异
所以，在民间的压力下，英国政府立刻做了一个决定，这就是，由于奥米克隆的来临，我们提前解封。也就是说，它越是传染得快，我越解封。原因很简单——因为这就是流感，我们面对流感的时候绝对不能让社会再继续困扰，而是让大家随便染上流感了过两天就好了。
随着英国解封，很快其他欧陆国家也解封了。美国的州分别也一个一个都解封了。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在发达的民主国家这个基本上解决了。
但是你如果不是民选的制度，政治计算就不一样了。在一个集权主义制度下情况就更不一样了。
什么是集权主义？集权主义的意思就是把全社会的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到一起，把钱，把社会的产权都集中在一起，都集中在一个党的手里。而这个党是严格的上下管理的。最后就是集中在最高首长一个人手里。
在这个制度下，那一个人的权力，也就是最高的权力就变得极为重要。所以，同样是政治上的考虑，在这个制度下，拥有最高权力的人的政治上的考虑就变得最重要。他的考虑是个人权力。
这就和民主制度下的情况不一样了。民主制度下，哪怕领导人关心的只是自己的个人权力，他也是必须关心选民怎么样想的。但极权主义不是这样。所以，他当他说他的防疫的模式、抗疫的模式是世界最好的时候，那么他就要证明他的模式是最好的，他就要证明他只能用这个模式。因为他要是放弃了这个模式，就等于自己承认自己不是最好的了。
只有他是最好的，他才认为他的权力才安全。讲到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关系，政治和其他社会活动的关系，这种事情的发生不是第一次了，因此就不是很让人吃惊。
今日中国跟昨日中国一脉相承
另外跟这个很像的一次是什么呢？（从1958年持续到61年的）大跃进。大跃进的时候，（中共当时的领袖毛泽东要）要证明中国的制度是最好的，中国的制度不仅比资本主义好，而且比苏联还好。这个制度是最好的就是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由于都在农村，那它就是生产粮食。生产粮食就每个地方竞争。我说我生产粮食多少多少，最后就变成了大家吹牛，吹牛说我生产多少粮食。那你吹完了牛，你就要交出粮食来。那你交出了这么多的粮食，就把很多很多的地方的农民就饿死了。
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如果说你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经济，如果你的目的是为了发展是工业化，是农业现代化，怎么会饿死人？不会的。他为什么会在名义上是为了现代化，名义上是为了工业化的时候造成大批人的饿死呢？
原因是，他其实看重的是告诉你：我的模式是最好的，他要坚持他的模式。他在坚持他的模式的时候，因为集权主义的制度是从上到下统治的，他就要各级来竞赛呢，向他表示：我们最跟着你走，我们最服从你，我们最执行你要执行的东西。
他们这样竞赛，他们手下管的那些人就倒霉了。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正在发生的现象。现在发生的这个现象基本上是以另外一种方式重演大跃进时候的人民公社运动，再重演那个东西。
如何解释封城中的上海人的倒霉
问：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初期的武汉封城期间，尽管那里也出现各种人道灾难，但涉及民众基本生活的物流相对还有保障，但这次上海封城就不一样了。华尔街日报先前的报道援引一位上海居民的话说，“（中国现行的）这个制度从根本上是建立在消除物质焦虑的基础上，所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粮食安全问题独独发生在上海。” 您认为上海遭遇的这种倒霉事该如何解释？
答：这个实际上就是我刚才在讲的这个逻辑，我讲的这个逻辑什么意思呢？就是最高领导关心的是他的政绩。而最高领导的政绩就是过去以来他使用的抗疫的模式是世界上唯一的、世界上最好的，是全世界都要向中国学习的，因此一定还要继续下去。
为什么现在上海的抗疫的模式走火入魔到了这个程度呢？一方面是跟各级领导要比赛向最高领导表现我能、我最能实现你想要的东西，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我们今天面对的奥米克隆这种病毒，传染性是过去的新冠病毒的30倍。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刚才我有意地花了时间讨论西方民主国家反而是在这个东西来的时候决定全面解封，就是不是说这个东西来了以后很可怕所以我们就要封得更严，绝对不是。它们是反过来，是这个东西来了以后，我们反正也封不住了，所以我们靠的是疫苗。靠的是保证最少的人重病，最少的人病死，不影响这个全社会的活动，不影响全社会的经济。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前面在讲，说防疫的事情需要有一个全面的权衡，全社会的防疫的方面，经济的方面，社会的各方面都要有平衡。即便是防疫的方面也需要由专家对防疫方面的各种评判，所有的这些评判拿出来我们做权衡，最后权衡下来应该怎么做就应该比较清楚了，而不是由某一个最高领导人自己决定什么是最好的抗疫模式来决定。
曾经在某一个特定环境下曾经起过也许还不错的作用的一个模式是不是可以一直搬运下去呢？当然不是。
所以，一定要坚持某一个防疫抗疫的模式，就把整个这个社会逼到死角里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