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0年代开始，互联网在中国的普及给中国公众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信息交流和意见表达平台。中国公众通过互联网报道中国官方媒体拒绝报道的新闻事件，就他们关心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发表观点，交换意见，发出呼吁，协调人道救援等社会公益行动，使互联网成为一种在相当大程度上独立于中国当局控制的媒体。
自那时以来，中国当局就一直采取各种努力，投入巨量的人力物力，试图限制乃至消灭中国公众通过互联网获得的对中国社会和政治的这种影响力。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互联网新应用的不断开发，中国当局在控制互联网舆论方面的投入和采取的措施也与时俱进，推陈出新。
当局的控制措施包括任意和随时封杀当局不喜欢的网站，世界各大通讯社和主要报纸的网站几乎都被当局屏蔽，脸书、推特、U管（Youtube）等著名社交媒体网站全被屏蔽；抓捕在互联网上发表当局不喜欢的内容的网民或记者；强令中国的互联网服务公司雇佣大批人员按照中共宣传部门随时发出的指令手工删除当局不喜欢的网民言论；强令互联网服务公司按照一个由当局宣传部门制定的不断扩大的禁忌关键词清单对网络言论进行自动化封杀；雇佣成百万甚至上千万的网络评论员（即中国网民所说的“五毛党”），以普通网民的面目在互联网上为当局唱赞歌或攻击当局的批评者。
就在当局对互联网的控制日渐加紧在中国国内外引起普遍的抱怨和不满之际，3月25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互联网域名管理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其中第37条列明“在境内进行网路接入的域名应当由境内域名注册服务机构提供服务，并由境内域名注册管理机构运行管理。在境内进行网络介入、但不属于境内域名注册服务机构管理的域名，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者不得为其提供网路接入服务。”
中国当局新推出的这种限制性和排外性互联网政策，即所谓的域名持有者必须经中国当局实名验证，也就是所有的域名持有者必须亲自向中国政府挂号登记的规定，引起美国和欧洲国家工商业界和政府的担忧。
5月16日，美国商务部助理部长斯特里克林和国务院负责经济和商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塞普尔韦达联名在美国商务部网站发表文章，指出中国这种做法违反中国先前所申明的对全球互联网管理程序的承诺，也违反中国所宣称的经济改革的目标。
这两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写道：“(中国)有关的规定看来是制造一种互联网接入障碍，并强迫实行数据当地化以及强迫在中国国内登记域名。无论是出于加强对中国国内互联网内容控制的动机，还是出于增加在中国登记的域名的愿望，这种法规将违反包括中国在内的互联网所有利益相关方在全球层面上已经建立起来的政策。”
他们警告说：中国政府发布的新法规已经被有些人解释为表示“所有在中国之外登记域名的网站将被屏蔽，从而将中国的互联网跟世界互联网切割开来”，“中国在域名管理上自行其是，另立一套规则，将使互联网分裂，从而限制互联网作为人类通讯、经商和创造的全球平台所能发挥的作用。”
中国国内外的批评者认为，中国工信部公布的上述法规征求意见稿虽然声称其宗旨是“保护用户合法权益，保障互联网域名系统安全、可靠运行，推动中文域名和国家顶级域名发展和应用，促进中国互联网健康发展”，但这些新规定的目的显然是进一步强化对互联网的控制和限制，具体地说就是将现有的“黑名单”制改为“白名单”制，即规定不在当局许可清单（白名单）上的网站全部不能浏览，从而使上述法规生效后中国的互联网将彻底变成局域网，一切尽在当局掌控、监控下。
美国之音采访了互联网管理专家、两度担任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董事会成员的乔治·萨多夫斯基。萨多夫斯基博士曾经在哈佛大学学习和教授数学，后来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是信息和通信技术界的前辈。他曾经在美国、瑞士、联合国、世界银行等政府和国际机构主持过电脑应用和电脑网络开发。他也一度在中国工作，1982年协助中国进行人口普查计算。
多年来，萨多夫斯基也一直关注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他曾经协助50多个发展中国家开发和部署信息和通信技术。对中国控制互联网的最新尝试以及这种尝试所引起的反应，以及随之而来的国际媒体的关注和报道，萨多夫斯基试图从哲学的、全球的角度予以理解。与此同时，他也指出:“很清楚的是，中国不能将自己从国际互联网中切割出来。中国的企业，以及其他国家的企业，包括美国的企业要大量地进口和出口形形色色的商品和服务。商业交易时刻在进行。中国把自己从国际互联网上切割出来，将等于是毁灭自己的经济的大半。这绝对是适得其反，几乎等于是自杀。”
尽管中国当局对互联网信息传播竭力限制和封锁，损害了中国的教育和公众的知情权，但萨多夫斯基认为，中国的情况与施行封锁的北朝鲜有本质的不同。北朝鲜政权的合法性有赖于更为彻底的信息封锁，但萨多夫斯基说，“中国是否是这种情况就要难以肯定得多了。我不认为中国当局是靠控制网络空间而获得政权合法性的。”
作为资深互联网管理问题专家，假如萨多夫斯基对互联网管理政策对互联网发展的问题有深入的研究和论述。他早就指出，要求互联网服务供应商要承担责任，确保它们所储存和传输的内容的合法性，这就会导致企业家不愿意进入互联网服务，并减少可能的竞争。
在这方面，中国的互联网管理政策正在给萨多夫斯基的上述观点提供具体的例证。中国有一家互联网服务供应商不久前受到起诉，理由是它所提供的服务被某些用户用来观看色情视频。中国网民形容说，这等于是政府以有人用菜刀杀人为理由来起诉经营菜刀的商家，指控商家不该卖菜刀，或不该卖锋利好用的菜刀。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萨多夫斯基也对当今中国出现的这种互联网葫芦僧案提出了他的看法。
自绝于互联网等于自杀
问：《纽约时报》的报道说，中国政府宣布要采取措施更加严格地管理中国的互联网网站，这是中国政府在更广阔的互联网空间构筑边界；假如这样的规定应用于所有的网站，就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实际等于是把中国从全球互联网上切割出来。但你的说法是，中国当局采取这种举措，目的并不是要把中国从国际互联网切割出来。中国的做法实际上比这要更微妙。你可以详细地说说你的意思是什么吗？
答：首先，很清楚的是，中国不能将自己从国际互联网中切割出来。中国的企业，以及其他国家的企业，包括美国的企业要大量地进口和出口形形色色的商品和服务。商业交易时刻在进行。中国把自己从国际互联网上切割出来，将等于是毁灭自己的经济的大半。这绝对是适得其反。几乎等于是自杀。
因此，根本就不存在中国把自己从国际互联网切割出来的问题。中国需要跟世界互联网联通。中国也需要中国之外的人能够进入中国的互联网。说中国要把自己从世界互联网切割出来，这种新闻标题有些误导。
现在的真正问题是，中国要实行对互联网内容和互联网接入的控制。但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当局就一直借助所谓的大防火墙（the Great Firewall of China）尽量压缩西方的或中国境外的一些网站的接入。当局就是不想让中国人进入那些网站。我自己亲自体验到了这种情况，我的一些同事也体验到了。而且这种事情也很容易观察。这是中国当局现在维护所谓的网络主权的一部分，即互联网在中国国内怎么用要由当局说了算。
这虽不能算是意味着将中国从国际互联网切割出来，但这确实是意味着以某种方式对互联网的接入进行过滤。就我的理解来看，中国当局在这方面的宣布不是很清楚，人们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有关法律的草案似乎是表示，当局要加一层控制措施，减少非中国公司在中国做自己要做的事情的能力。
我读到这方面的两种报道。我也跟一个了解这方面情况的朋友进行了交谈。从各方面的信息来看，目前的情况还不清楚，人们还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但还有一个次要的因素需要考虑，这就是，域名有市场。现在域名的出售在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商机。假如你有高级的域名，并出售这些域名，或为出售这些域名提供服务或解析，这是相当赚钱的一个行业，尤其是在域名需求很高的领域。
因此，有一个可能性是，中国想保护自己的国内市场和域名行业，于是就推出限制性措施，相当于限制外国公司在中国开设分公司进行这方的商务。
而这也跟政府控制问题直接相关。因为假如你有一个网站和域名，要是域名跟网站不符，你就不能进入那个网站。因此，控制域名就非常重要。假如域名登记和登记机构是在国外，对它们采取法律行动就很困难，而且也有可能不会成功。但假如域名登记和登记机构都在中国境内，中国政府就可以立即关闭一个网站，也就是停止解析有关的域名，让用户找不到其网站。控制域名及其解析，就控制了获取信息通道，等于掌握的信息的开关。
试图控制信息流通
问：多年来你一直宣扬互联网十分重要。你说，在理想的情况下，要想实现信息社会这一最终目标，互联网就必须在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内让尽可能多的人有的用，可以用，用得起。（access must be available, accessible, and affordable to as many people as possible in a given geographic region），而人们必须在每一个地方级别和国家级别追求达到这种目标才能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这些目标。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人发出警告说，一些政府一直在网络空间拼命建筑柏林墙，以便把自己的人民圈在墙内。你如何看这种情况？
答：不同的国家对这种事情有不同的想法。在美国，我们倾向于相信信息的自由流通是好的，我们也倾向于以一种非常自由的观点来看待人们应当和不应当可获得什么样的信息。我们也有例外。例如，儿童色情材料就是被认为是不应当获得的信息，因此我们要取缔。我们对传播和拥有这种信息的人都予以刑事处罚。这是美国虽禁止的为数不多的互联网信息种类之一。
在另一方面，北朝鲜那样的国家就对其人民可以说什么话，可以做什么事，可以阅读什么东西有完全不同的看法，而且也对外国人可以对北朝鲜人说什么有独特的看法，北朝鲜人和外国人之间的信息传递是非常受限制的。
中国的情况是处于两者之间。我猜想，你也很难截然地断然说，禁止和取缔某种信息的传递什么错误或不道德，就像我们禁止和取缔儿童色情信息一样。只是中国以一种更为严格的看法看待信息传递限制。有些信息中国当局不愿意让中国人接触。我猜想色情信息是其中之一。
中国也是一个不稳定状况出现很多的国家。我想，为了抗衡这种情况，中国当局就大量控制人们通过互联网所能读、所能做的事情。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我在中国工作了一段时间。我听到很多人跟我讲，我也亲眼看到不稳定的后果是什么。我可以理解中国当局对稳定的强调。假如中国有什么不稳定的可能性，当局就要将它消灭在萌芽状态。
互联网的情况是，假如你看看中东地区，我们所的看到的中东不稳定的情况，在2008年突尼斯革命以来的那些不稳定，都跟互联网的推动有关。有了互联网，人们就可以在普通的渠道之外联合起来，图谋改革政府甚至推翻政府，至少在中东是这种情况。我猜想，中国当局对这一点非常敏感，因此就要控制信息，至少是知道国内的互联网上有什么信息在传播，假如有关的信息不符合政府所认为的国家利益，就要阻止有关的信息传播。
如何看所谓的网络空间主权
问：做为一个互联网管理专家，你如何看中国、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和其他过去提出的所谓的网络空间主权问题？
答：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因为这个问题或许是不该问的。这个问题也牵涉如何看一个国家的主权，因为中国政府在互联网方面的做法是它在互联网之外的做法的一部分。俄罗斯是这样，美国也是这样，其他任何国家也是这样。假如互联网不存在，有关国家也会对信息流通进行同样的限制。当然，这里的区别是，互联网是一种全新的技术，可以轻而易举地绕过国家的国界，除非有关国家设立障碍或信息封锁墙。
我们现在在网络空间看到的东西是我们在真实世界看到的东西的反映。中国或许比大多数国家更善于理解并驾驭有关技术，将其政府的政策延伸到网络空间当中。
问：你一直说，对内容实行限制或审查的信息服务可能会难于提供权威性的信息，而且可能难于得到用户信任被认为是权威性信息的来源。但一些人提出反论，他们说，有些国家当局认为政权的生存要比公众获得权威性信息来源更重要（注：即有些国家当局认为，为了维持政权，需要推行并维持愚民政策）。你如何看待这种反论？
答：这是个价值判断问题。这种问题的答案反映一个国家的文化，也可以反映有关国家领导人维持自己的权力的意愿和能力。我要说，北朝鲜肯定就是这种情况。中国是否是这种情况就要难以肯定得多了。我不认为中国当局是靠控制网络空间而获得政权合法性的。
世人对这种事情观点不一。我们在生活的许多不同的方面可以看到这种情况，我们在诸多国际组织当中看到这种情况。比如，在国际电信联盟，有很多条约不能得到一些主权国家和成员的认可，只是因为他们对互联网或其他媒体当中的表达自由等问题有不同意见。
中国政府认为有必要对互联网表达实行它认为是合适的限制。作为一个美国公民，我认为这是不幸的。我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的一些理由。我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可以逐渐打开我们所认为的基于对安全和稳定过分担心而来的过分的限制封锁，而新的信息来源也正在对这种封锁构成挑战。
中国的互联网服务商不幸
问：在你看来，假如要求互联网服务供应商要承担责任，确保它们所储存和传输的内容的合法性，这就会导致企业家不愿意进入互联网服务，并减少可能的竞争。实际上，中国有一家互联网服务供应商不久前受到起诉，理由是它所提供的服务被某些用户用来观看色情视频。中国政府的官方立场是，所有的互联网服务商都要为他们传送的内容负责。你如何看这个问题？
答：在中国做互联网服务商是不幸的，因为对互联网进行监督的责任被向下强推给了互联网服务商那里。在西方国家，以及据我所知在美国，互联网服务商通常不为它们的网站所承载的内容负责。但是，假如有人要它们注意其网站内容有违法或侵犯知识产权或其他情况，这就会成为明显的问题，就要解决。
互联网服务商有两件事情要做，需要把两者区别开来。互联网服务商有很多并不提供内容，而只是提供用户与其他用户之间的链接，这是互联网的核心功能。它们所作的就是把数据从这里传输到那里。但在另外一方面，很多互联网服务商也提供各种各样的内容。我想，这就是你刚才提到的中国政府所要追究的东西。
问：实际上，涉事的中国互联网服务商在法庭上抗辩说，我们只是传输者，我们只是传输工具，我们不能为那些使用我们服务的人的行为负责，就像有人使用菜刀这种工具杀人，你不能让制作或出售菜刀的人负责一样。然而，这种抗辩终归无效。
答：你说的没错。互联网服务商没有内容，只是在互联网网络上传输数据，你很难说服务商要为有人用它们的服务做了什么事情而负责。但也有一种可能性是，服务商可以对他们所传输的数据进行检查，但对传输数据进行百分之百的检查是不可能的，会让服务商承担无法承担的负担，相当于让邮局打开它递送的所有邮件进行，以确保其中的内容都是合法的，然后再重新封好邮件。这种事情是行不通的。
限制互联网等于阻碍学术进步
问：你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大学一级，知识的来源是国际性的，学术研究日益依赖这种来源，因此，不能有效地通过互联网获取全球性的内容可能会对大学教育质量造成严重的限制。但中国执政党及其政府认为，更重要的事情是要将颠覆性的信息阻挡在国门之外，避免这种信息污染大学生的思想。在这方面，你现在对中国当局有什么建议？
答：我想，中国当局也明白这个问题。他们所谓的中国大防火墙是人力物力资金投入巨大的努力，目的是过滤阻挡中国政府不愿意让中国人看到的信息。例如，在2002年，我在重庆，我是纽约时报的读者。但它被中国的防火墙屏蔽了。但纽约时报有好几个网址可以跟它的服务器连接。有时候我能进入纽约时报网站，大部分时候不能进入，被中国的与时俱进的大防火墙挡住了。
问题是，全世界互联网有数以亿万计的网站，对在没有人提出抱怨之前就对网站进行屏蔽，这是很难做的事情。部分原因是，这种事情一部分可以用硬件设备来做，一部分必须要用人来做。这种事情做起来很费力，很无聊。
我们都看到了中国试图过滤信息的问题。但我们有时候看不到的是，互联网在全世界所取得的惊人进步。我们认为现在全世界有大约30亿互联网用户。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其中很多人使用手机上网。很多人使用的智能手机应用实际上是互联网接入程序。
我现在最关心的问题是，我们的许多日常活动现在如此依赖互联网和手机，严肃应对网络安全问题和网络犯罪确实非常重要，因为这种问题会让我们陷入困境，甚至会毁坏我们所依赖的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