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和中国近年来关系紧张，在多个领域均有着激烈竞争甚至对抗。在两国存在竞争的多个领域中，有关科技领域的竞争似乎处于更重要地位。媒体人何伟杰（William J.Holstein）提到，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美国等西方国家面临着一个真正困难的挑战便是能否说服大型科技公司，让他们帮助国家保持技术优势，维护国家安全。他还提到，在宏大战略中，媒体也应该更好地发挥作用，让美国民众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制度和文化。
美国参议院上月通过的《美国创新和竞争法》（U.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计划为美国半导体产业提供520亿美元的联邦政府资助。美国前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说，法案“希望加强美国的科技和工业能力，更好地与中国竞争”。
此外，美国总统拜登也延续了前总统特朗普2019年签署的涉及保障美国信息及通讯技术和服务供应链的13873号行政命令（E.O. 13873）。这一行政命令赋予美国商务部长权力，审查和拒绝“由外国对手所有、控制、服从或按照其指示”设计、开发、制造或供应的任何信息通讯技术产品的任何收购、进口、转让、安装、交易或使用。
相对于贸易等其它领域，科技似乎才是拜登政府与中国较量的前沿阵地。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21世纪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谢淑丽（Susan Shirk）曾对美国之音说：“现在，技术已成为中美竞争的焦点，因为技术问题确实将安全、经济竞争和人权等问题结合在一起。这确是我们与中国之间的重大问题之一。”
中国方面今年3月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纲要提到要推动制造业优化升级，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的基础核心领域，制定实施战略性科学计划和科学工程。瞄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前沿领域，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
总部位于芝加哥的智库保尔森基金会的下属机构MacroPolo在一篇分析中提到，中国更广泛的科技目标可以分为三个部分：自力更生、根本性突破和经济升级。
分析提到，自力更生主要是指在半导体等领域自力更生，以缓解供应中断和制裁带来的下行风险；根本性突破的目的则是推进技术前沿，为中国创造新的机遇，量子技术就是这种雄心的代表；所谓的经济升级主要是利用新兴技术推动制造业和农业等行业的发展。中国面临着生产率增长下降带来的主要结构性经济逆风，政府再次将科技视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法宝。
中国媒体新京报报道说，《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20》显示，中国人工智能专利申请已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中国已经建立了世界领先的AI研究体系，无论是在技术开发还是在市场应用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
面对中国的科技雄心，媒体人、作家何伟杰（William J Holstein）在接受美国海外记者俱乐部（OPC）采访时曾表示：“我们面临的最敏感和最困难的辩论之一是，美国政府能否与美国企业合作，减缓一个科技强国的崛起，这对我们的利益构成了明显的挑战。”
他还表示，美国能否跨越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界限进行合作？能否集中专业知识？在不放弃美国价值观或所关心事务的情况下，美国需要弄清楚如何在这些非常微妙、非常复杂的冲突中变得更加团结。
何伟杰曾于1979年前往香港进行新闻报道，在此期间他报道了一些中国南方发生的故事，因为在他看来，那里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发源地。何伟杰还曾获得海外记者俱乐部颁发的最佳海外经济报道奖。据海外记者俱乐部介绍，他此后还担任了合众国际社北京分社社长，直至1982年回到美国。现如今，他是一名独立媒体人兼作家，并持续关注美中关系，发表有关中国及美中关系的著作。
以下是何伟杰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内容节选。采访内容只代表他个人的观点。
率方问：何先生您好，我们知道您曾在大概40年前派驻香港，您部分工作便是报道中国事务，您也曾前往中国南方进行报道，您能谈谈您的经历吗？
何伟杰答：当邓小平和吉米·卡特实现关系正常化时，西方和一些新闻机构意识到他们需要派高级记者前往北京。那时我还是一位初级记者，我来到了香港，而我的部分职责就是报道交易会（trade fair）和在中国南方发生的一些事情。我是第一批在广东工作的记者之一，但我看到了邓小平开启的经济现代化的早期萌芽。但是对于我在北京的同事来说，北京至少10年没有任何变化，经济现代化的努力和进程在北京基本上是看不见的。那时中国南方的人们是贫穷的，他们对我拥有的和我身上带着的东西有一种渴望。当中国人组织起来专注于经济增长时，他们就会有很好的机会做到这一点，事实上，他们确实做到了。
问：您会如何比较当时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
答：在我看来，中国经历了世界上最伟大的财富爆炸之一，也许是历史上最伟大的财富爆炸之一。现在中国人从贫穷变为坐拥3万亿美元、拥有外汇储备，还有那么多中国人成为了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这是财富的爆炸式增长，而且发生在惊人的短时间内，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这是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
美国如何应对中国科技雄心？
问：我们知道今年来美中两国关系紧张，两国在一些领域更是存在对峙和竞争，科技便是其中之一。中国对科技有很大的野心，他们想成为科技超级大国。您如何看待北京的科技雄心？北京到底想从中得到什么?
答：中国想要实现或恢复中国梦。当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时候，或者让我们回想一下丝绸之路的时代，中国人制造丝绸，他们知道如何制造指南针，他们知道如何造纸。他们拥有的技术使他们能够以非常重要的方式主宰全球商业。
因此，中国在理解科技具有战略意义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如果你能掌握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5G等其他领域，你就能真正控制其他国家和他们的行为。
所以，我认为中国人争夺的不是技术上的平等，他们不想和世界上的其他人平起平坐，他们想要超越美国和其他地方的现有技术，这样他们就可以从中赚钱，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利用这些工具来影响整个世界。这就是他们的雄心壮志。
所以，这给西方制造了一个真正的困境，我们如何加速我们自己的技术发展？我们如何令我们的大学、我们的企业和我们的政府机构联合起来，集中精力，进行竞争。我们还没有经历过这种水平的技术竞争。也许在美国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没有过。我们确实经历了与前苏联的激烈军事对抗，以及早期与日本和德国的对抗，但他们在技术上不如美国先进，也不如美国强大。但现如今，中国这个人口大约是我们四倍的国家似乎正在积极计划以实现技术优势。所以这让我们陷入了两难境地。我们究竟该如何组织，我们究竟该如何应对？
问：在您最近上市的新书《在宏大战略中：对抗中国，驯服科技和恢复媒体》(A Grand Strategy: Countering China, Taming Technology and Restoring the Media)中，您提到中国的快速发展的科技正在当代地缘政治竞争中发挥主导作用。您还提出了如何应对中国的建议，为什么说现在是时候开始遏制大型科技公司的力量？
答：让我们来看看苹果公司，它的整个供应链都在中国，苹果制造手机和其他两条产品线的全部劳动力都是中国的，尽管其是由鸿海（富士康）管理的，但实际上，中国政府控制着苹果使用的技术，所以坦率地说，苹果必须服从北京方面的要求。而亚马逊网络服务作为一个中国实体在中国注册成立，因此也必须遵守中国法律。多年来，美国科技公司看到了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 他们的销售似乎与美国和西方帮助中国融入世界秩序的目标大体一致，但现在我们看到他们已经变得太成功了，他们在中国的销售对他们来说很重要。他们不想拿这些销售额冒险，所以他们试图两面兼顾。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美国政府是否有权力对美国的科技公司说，你们是美国公司，你们需对中国的某些销售进行限制，你们需要要合作并确保IT系统是安全的，国家安全不仅仅是政府的职责。私营部门也必须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
我认为在美国政府和美国科技公司之间将会有一个非常困难但非常重要的对话，你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对自己的科技公司做了什么，最近就发生在马云和滴滴身上的事情而言，他们受到了全面的攻击。有一种明确的决心，就是要从中国高科技行业中抹去任何独立的迹象。中国政府已经不仅仅是毛泽东主义者，他们几乎是列宁主义者，要求私营部门为共产党和习近平服务。我认为，同样的政策也适用于所有在中国的外国公司，因此我们西方国家面临着一个真正困难的挑战：我们能否说服我们的公司，他们必须帮助我们的国家保持技术优势，维护我们的国家安全？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敏感和重要的话题。
媒体责任与叙事
问：您还提到媒体也是宏大战略的重要一环，美国主流媒体需要超越党派之争，为美国如何向前迈进创造一个全国性的对话。美国媒体的角色究竟是什么，他们又应该做什么来对抗中国呢？
答：美国媒体现在对点击量、电视新闻节目的收视率越来越感兴趣。我们并没有发挥知识上的领导作用，我们并没有试图告诉美国人民：这是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尤其是与中国有关的事情。
40年来，我一直在努力帮助美国人更多地了解中国的制度，更多地了解中国的文化，更多地了解中国的庞大，但美国人不想面对理解这个制度、语言和文化的必要性。所以美国媒体现在应该帮助实现的是向美国人解释，让他们可以理解。中国在某些方面与我们合作，但在另一些方面，与我们竞争，而我们需做出应对。这就是美国人没有完全理解的地方，就像他们不明白《孙子兵法》中所提到的，你与他人合作的同时你也可以试图削弱对方，这就正如《孙子兵法》所说的，兵法的最高境界便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我们正在见证一种竞争，一种我们历史上从未见过的竞争。
问：刚刚我们谈到了美国媒体应该更好地让民众了解中国发生的事情，那您又是怎么看待中国的媒体叙事呢？中国目前的媒体叙事似乎是相当反美的，例如他们会谈论“美国抗疫八个全球第一”，这八个第一是全球第一抗疫失败国、全球第一政治甩锅国、全球第一虚假信息国等相对负面的八个第一。而且现在中国的民族主义及爱国主义情怀越来越浓重，对此您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答：我认为这很危险。我有一些中国朋友，他们回中国时会看到中国人民没有获取正确的新闻（the right kind of news），他们得到的只是一个版本的真相，他们正被引导走向与世界对抗的道路。“战狼”外交已经疏远了全世界的人民。
我觉得习近平已经得出结论，今天是中国开始对全世界施加控制和影响的时候了。但这可能为时过早，他可能太早开始了强硬（harsh）的言辞。我们可能处于一个世界的早期阶段，这个世界正在团结起来回应习近平正在做的事情，回应国家控制的媒体正在煽动的民族主义。所以，他让中国的年轻人走上了一条最终可能会自掘坟墓的道路。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强大的宣传。在我与中国接触的40年里，我从未见过如此强大的宣传，那里只有一个声音，只有一种言论，其他的声音都被压制住了。在任何历史背景下，这都是非常危险的趋势。如果一个国家和人民相信每个人都在欺负他们或反对他们，这会导致危险的错误。我担心我们的关系正在走向危险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