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各种迹象看，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全世界数一数二的经济体的关系状况现在不能说是最好的或比较好的。对世界经济、政治与和平有重大影响的美中关系何以恶化今天这个地步，对这个问题，美国国内媒体、政界、学界议论纷纷，众说纷纭。
在强调“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各行各业所有的人，包括没有上小学的托儿所的孩子都必须跟党保持一致的当今中国，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做出了明确的判断，这就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乱源在美国”，“美国是我国（中国）发展和安全最大的威胁。”
分析人士指出，在中共当局强令中国各行各业必须遵从“一锤定音、定于一尊”之际，在习近平对美中关系做出这种严峻判断之后，研究美中关系问题的中国学者只有两个选择，这就是要么闭嘴，要么提出论证证明习近平判断的正确和英明。胆敢公开对习近平的说法提出异议的中国学者有大有可能被解职甚至下狱。
在习近平做出“当今世界最大的乱源在美国”之类的最高指示的前后，中国官方媒体展开多方位宣传，声言美中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美国政府提供咨询的美国新一代中国问题专家学者不像老一代专家学者一样具有远见卓识对中国友好。
这种宣传包括中共宣传喉舌新华社旗下的小报《参考消息》先前发表以掐头去尾摘引美国媒体报道的方式写就的没有署名的观点文章，标题是《美媒文章：美中国问题专家呈现“代际冲突”》，也包括官方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谢卉在《国际研究参考》2021年第四期发表的文章，标题是《美国新生代“中国通”对华认知及其影响》。
在观察家们看来，谢卉文章显然符合中共在美中关系问题上的宣传主旋律，跟《参考消息》一样宣扬美国新一代中国问题专家学者不像老一代学者一样有学识、有经验、有远见，他们“竭力用其中国研究背景，为美（国政府）更有效地遏制中国构思新战略、新工具。”
谢卉作为官方学者所发表的意见在许多中国问题观察家看来反映出一种富有中国特色的思维，这就是，专家学者必须充当政府的御用工具才会有前途，有仕途，有存在价值。自从中共领袖习近平上台以来，“不能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的说法成为官方说法。
来自中国的种种迹象显示，谢卉说法所反映出来的思想在中国官方学者当中并不孤立。在谢卉发表上述文章之后不久，中国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葛剑雄发表的有关学者、学术与政权关系的讲话在中国引起争议，再度凸显出上述的中国特色的思维。
葛剑雄声言：“任何国家、政党、群体讲的历史都是为了加强自己的政治合法性，是不容置疑，更不许否定的。否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作为研究历史的学者要“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保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讲近代史不是学术问题......我说这番话，意在告诫青年人、天真的读书人不要以为近代史是学术，可以自由讨论。”
与此同时，在美国，学者在社会和政府中究竟发挥什么作用？近来中国官方媒体有关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学者的宣传应当如何看？美国之音就这些问题采访了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大学的政治科学教授金德芳（June Teufel Dreyer）。
金德芳1973年获得哈佛大学政治和东方语言博士学位，1979年成为迈阿密大学政治科学教授，教授有关中国、美国防务政策和国际关系的课程。她长期研究中国与台湾政治。她的专著《中国政治体制：现代化与传统》（China’s Political System: Modernization and Tradition）2019年出版了第10版。2021年她与另一位学者主编出版了论文集《蔡英文时代的台湾：种种变革与挑战》（Taiwan in the Era of Tsai Ing-wen Changes and Challenges）。
在采访中，堪称老一代中国问题专家学者的金德芳教授像参加大学研究生讨论课一样快人快语、以犀利又幽默的口吻陈明她的个人特色鲜明的论点和想法。她表示，中国官方媒体有关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的宣传不符合事实，显示了主导或参与宣传的人对美国学者、美国学术界和美国社会及政治制度严重缺乏了解，对美中关系当中的基本问题选择性失明。
她还表示，她本人对包括美国老一代中国问题专家学者在内的美国学者群体和美国政府都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与此同时，她认为美国专家学者虽然对政府政策影响力不大，但学者作为公民依然有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就是，要对自己所看到的政府的不当行为坚持提出批评，促使政府改正，否则就不能算是真正的爱国者。
在回答“作为一个美国学者发现对国家的忠诚和对学术的忠诚发生冲突时该怎么办”这样的对许多中国人和中国学者来说是十分棘手的问题之余，谙熟中国政治的金德芳教授在采访结束时，也对当今中国有学者公开宣扬学术必须服从权术和政治表示惊讶。她说，那位学者这么说可能是出于恐惧，寻求自保。
金德芳教授接着说，对不同意见赶尽杀绝，这种局面其实对中共统治者也非常危险，因为皇帝被一帮阿谀奉承之徒包围，就会变成聋子瞎子，这对中共、对中国都非常不利。她还以因批评习近平而被判重刑的北京房地产商任志强为例指出，“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中共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应当汲取中国人的这种传统智慧。
以下是美国之音金哲采访金德芳教授的问答记录。金德芳表达的是她个人的观点。
对美国学者群体的一种非常怪异的看法
金哲问：我猜想你不会同意谢卉文章中的这种说法：“为了迎合对华强硬的政治正确，为自身在政坛后续发展积累资本，新生代‘中国通’缺乏将美中关系引入正轨的政治意愿，相反，竭力用其中国研究背景，为美更有效地遏制中国构思新战略、新工具。” 请说一说你为什么觉得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不实的或误导的吧。
金德芳答：这篇文章展示的是对美国学者群体的一种非常怪异的看法。假如我理解得不错的话，它的意思是美国新一代的中国问题专家学者缺乏政治意愿来使美中关系重返正轨。
它的预设是，这是一个代际的问题。新一代的专家缺乏政治意愿，而老一代的专家则有政治意愿，而这种态度的转变是在真空中发生的。换句话说，中国或中国政府所做的事情跟中美关系的政治状况的变化完全无关。
我觉得这种说法是非常奇怪的。为什么新一代的中国专家或老一代的中国专家有理由要使中美关系重返正轨，同时却不管为什么要让它重返正轨？两国间的关系恶化的原因是什么？显然，两国关系的恶化原因在于中国的行为，中国在新疆的行为，在香港的行为，中国在对台湾的威胁，在南中国海进行的威胁，在东中国海的威胁。
假如你说新一代的中国问题专家有责任使美中关系重返正轨，却不说中国有可能要为关系恶化承担责任，这是奇怪的。假如中国希望美中关系重返正轨，中国就应该改变其行为。但中国缺乏这方面的改变。
美国学者专家对政府政策有多少影响力
问：《美国新生代“中国通”对华认知及其影响》显然把很多事情说错了，显示出很多中国人对美国以及美国学者在社会上、政府中发挥的作用有普遍的误解。那么，你觉得这篇文章说对了什么呢？
答：就学者在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而言，我不能肯定这篇文章说对了什么。
或许，这篇文章是在暗示但没有明确地表示，美国的学者对政府的政策很有影响力。我不能肯定学者对美国对政府政策有多大影响力。有些学者有影响力，但是很少。比如说像（美国海军学院教授）余茂春，他成为前国务卿彭佩奥的顾问。我想他可能有些影响力。
我也能想象（前过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一度有些影响力。但你要记住，他跟特朗普总统意见相左的时候，特朗普就把他解职了。你说，他这算什么影响力?
我的结论是，美国的学者对美国的对中国政策没有什么影响力。这是我的想法。假如说他们有影响力的话，他们也只是把政府所想要的东西合理化。假如政府想要做什么，就可以寻求跟政府观点一致的学者来提供意见。
问：金德芳教授，你可是对美国的学者批评得很厉害呀。
答：我是对美国的学者持批评态度，但我也批评美国政府只是挑选跟政府观点一致的学者提供咨询。
问：那你准备好了被抓吗？
答：我在中国会被抓，但在这里不会。
问：（已故的哈佛大学）傅高义（Ezra Vogel）教授大约在十年前到美国之音来做了一个演讲。当时他给美国政府情报部门提供咨询。在做讲演之前他开玩笑说，我们这些做学者的倾向于认为，假如政府做对了什么，那就是因为政府遵循了我们提供的建议；假如政府做错了什么，那就是因为政府没有遵循我们提供的建议。
答：哦，傅高义跟我观点一样呐。好啊。
美国学者整天都在干什么
问：在当今中国，假如一个学者发表一篇文章或私下传播一篇文章说，中国共产党或中国政府的对美政策是完全错误的，这样的学者会被下岗，也有可能下狱，发表其文章的出版机构会关门大吉。在美国，要是有一个学者发表一篇文章或私下传播一篇文章说，民主党的拜登政府的对中国政策是完全错误的，这样的学者会有什么结局？
答：这种事已经发生了，人们在发表这样的文章。拜登虽然在任时间还不长，因此人们对他的对中国政策还没有形成一种(具有广泛共识的)意见。但截至目前人们说出的意见是，他的对华政策跟特朗普的别无二致，只是措辞柔软一些，但政策实际上是一样的。现在人们就是这么说。假如他们说拜登对中国的政策是完全错误的，那么他们就要说特朗普的也完全是错误的。
让我们假设性地这么说吧：如果说拜登和特朗普都错了的话，这样说的专家会受到别的专家的批评。但他们不会遭遇什么不幸。因为在美国，学者就喜欢相互争论，他们整天干的就是这个。
美国学者跟政府意见相左会发生什么？
问：我们知道中国政府的官方说法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准备好了打仗，而且能打赢。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的中央军委主席、国家主席习近平也亲自说“能打仗，打胜仗”。假如中国一个学者或公民说，这种说法是不可相信的黄粱大梦，就会立即有大麻烦。
假如美国政府的说法是，美国现在依然能同时打两场大战争并取得胜利，假如你作为一个美国的军事问题专家发表文章对这一说法提出反驳，你会立即得到什么结局？
答：什么事也没有。很多的人会批评我，或许还会批评那个发表我的文章的杂志，说那杂志发表了胡说八道的东西，但我不会遭遇什么坏事，发表我文章的杂志也不会遭遇什么。
实际上这样的文章是富有争议性的，会有很多的电台、电视台的谈话节目邀请我去做访谈。还会有人出来说：为什么不把你的这篇文章写成一本书，很多人会买呀，你可以赚钱哎。
我想，很多的人在学术上出了名，就是这么干的。他们就是发表一些雷人的东西，然后就出名了。看看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吧，他的修希底德陷井的之说（即新兴强国威胁现有强国的国际霸主地位导致战争风险大增）完全是鬼扯。再看看撒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吧，他提出的文明冲突论毫无价值，但他们却名利双收了。
问：让我问一个敏感问题吧。我们知道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政权通过积极散布美国军方已经无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拿下台湾的说法来展开一场心理战。假如美国的一个学者发表文章说：不错，美国军队确实挡不住中国人民解放军了，像你这样的美国学者专家会怎么看这样的学者？
答：对这样的学者我会认真看待。当然这要看这个学者发表的文章是不是有很多的信息显示，美国军队在哪方面有缺陷因此不能保卫台湾。
假如这个学者提出了一个好的论点，我就要说：美国政府该做些什么事情了，因为美国政府必须保卫台湾；现在我们需要提升我们的能力，以便使我们能够保卫台湾。但因为我是一个学者，没有人要听我的。不过，我也不会因为说了这样的话而进监狱。
假如对国家的忠诚和对学术的忠诚发生冲突怎么办？
问：你是一个美国公民，你是一个学者。你忠于美国，你忠于学术。你最终的忠诚归属在哪里呢？假如你发现你对这个国家的忠诚跟你对学术的忠诚彼此矛盾，你会怎么办？我知道我的问题非常粗糙，但我还是想问，因为我相信我的很多受众也想问同样的问题。
答：好吧，我看不出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对我的国家美国的忠诚跟我对学术的忠诚会有什么冲突。因为假如我认为美国政府在做什么错事，假如我不批评它，我就不是一个忠诚的美国人。
这不是一个我的国家正确或错误的问题，而是假如我的国家做错什么了，作为一个学者，我就必须指出它的错误。作为学者，我就有义务有责任指出，这样我的国家可以做出改变，做正确的事情。任何一个人假如不这么做，就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
问：你刚才说的这些话使我想起在1950年代，麦卡锡主义盛行的时候，在美国有人批评爱因斯坦不够爱美国，因为他批评美国政府、批评麦卡锡参议员。爱因斯坦说，我正是因为持批评态度，所以我才是爱国。
答：我非常高兴听到爱因斯坦的意见跟我的一样，因为我非常尊敬他。
如何理解老一辈中国问题专家学者？
问：在中国我们有一种说法是，英雄所见略同。我现在继续问。相当多的中国政府官员以及像谢卉这样的学者声言，美国老一辈中国问题学者更明智，更富有经验和远见；新一代的学者则相对差一些，因为新一代的学者“没有经历中国从封闭走向改革开放的过程，缺乏对中国历史的深入感知，更多是从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美国霸权利益角度来思考中国，对中国持有戒备之心，以更为现实主义的强硬态度看待中美关系发展方向,” 因此已经恶化的美中关系有可能更加恶化。你对这种说法有什么要说的？
答：我还是要说，这种说法荒诞不经。因为我可以很容易展示在（老一辈中国问题专家学者）蓝普顿（David Lampton）、傅高义开始研究中国的时候，人们希望中国会变成一个更加自由、更加民主的国家。而且当时中国确实像是要这样。蓝普顿和傅高义在他们整个的研究生涯中为这种观点做辩护。他们接受不了那种观点，即中国并没有向那个方向演进。
你还记得美国人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吧。他当年在美国南方是一个左翼劳工组织者，后来去了中国，认识了毛主席。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在中共1949年掌权之前就亲中共，但是毛对他并不好，把他两次投入监狱，而且，他坐牢的条件很恶劣。但他从来没有放弃对中共政府的信赖。人们经常问，这是为什么？
我本人也认识李敦白，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我知道答案：因为他把他的整个一生都贡献给了那种信仰，这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是好的。他不能够接受那种观点，即中国的共产主义变坏了。因为要接受这一点，那就意味着他终身的工作都白费了。换句话说，就是他白白的坐了那么多年的牢。
我想傅高义也是这种情况，他倾向于相信人最好的一面，事情最好的一面。他不能接受现实情况跟他的信仰不同。美国新一代的中国问题专家被（中国官方学者）认为是不够明智，是因为他们的生活经验完全不一样。他们所知道的中国看上去不像是在良性发展，中国正在做诸多的坏事，对国际体系做坏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