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 —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 10月28号将在华盛顿举行一年一度的“众论中国”(China Town Hall)论坛。这个委员会是美国在推动美中关系方面最有影响力的非官方组织之一，1972年历史性的乒乓球外交就是由这个委员会促成的。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方采访了 委员会的现任会长史蒂芬.欧伦斯 (Stephen Orlins)，他讲述了自己对美中关系走势、中国领导人、美中思维差异、中国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贸易与人权的冲突、美中媒体对等以及台湾等问题的看法。
“我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会长欧伦斯。”现年63岁、说着一口地道中文的欧伦斯出生于纽约，但他在中国呆的时间却不比美国短。欧伦斯回忆起自己1979年头一次去中国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欧伦斯回忆道:“我仍然记得1979年10月19号，那时我第一次去北京。我住在北京饭店。第二天早晨，我的窗户正对长安街，我听到很多很多铃声，我心想，‘哦，一定是节日游行，这一定是游行的铃声！’我拉开窗帘，却看到无数的自行车。骑车人都在按响他们的车铃。我记得我都看呆了。长安街上每一条车道，我记得当时好像一共有三条车道，都挤满了自行车。那个景象太壮观了，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那个画面，还有在那个美丽的10月份的清晨起床时听到的铃声。”
欧伦斯担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会长已经快八年，这期间委员会接待过习近平、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国领导人，并且举办了双轨经济对话、中美法律及人权对话、公共知识分子项目、青年领袖论坛、中美优秀学生交流项目等不同规格的数百个活动和项目。
记者：您当会长的八年来感受到哪些美中关系的变化？
欧伦斯：我常常希望美中关系能有更多变化。现在的美中关系的变化无法反映出发生在中国和美国的巨大的变化。我最大的希望是中国和美国能找到更多的合作方式。
记者：您对美中两国的价值体系和思维都非常了解，您觉得美国政府无法理解中国政府的哪些理念？
欧伦斯：我的年龄和中国领导人的年龄相当，虽然我生命中有大概一半时间在中国度过，中国领导人的经历和我的经历还是大不相同。我认为，一个人的价值体系和制定决策的思维在你童年和青年时就已经形成了。对我政治经历影响最大的是越南战争，我由此坚决反对美国参加各种战争。这也决定了我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认知和想法。如果以此类推，对中国领导人影响最大的则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那场浩劫不仅对整个社会也对经历其中的个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拿习近平主席来说，在他父亲被毛主席整肃前，他的生活条件很好，但他后来被送下乡。这种经历一定对他现在考虑如何治理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如果我来做内部维稳的决定时，当然我也希望社会内部稳定，但我可能不会惧怕一定程度的变革，但由于习近平主席和其他中国领导人经历过文革这样的浩劫，他们可能比我更惧怕变革。美国人和美国政府不明白这点。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Stephen Orlins)在10月16号的年度酒会中发言。（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提供）
记者：中国政府又无法理解美国政府的哪些理念呢？
欧伦斯：对于在中国长大的人来说，他们很难理解美国政府中的三权分立。我们有司法机构、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三者分离却平等。我记得我早年在美国国务院工作时接到联邦法庭的一个通知，说要截停一架中国货机。那时美中贸易中有些争端和赔款要求还没有解决。在美国，在争端未解决前，法院有权利扣押相关财产。当时有架货机正从中国飞往美国，我们害怕联邦政府会截停它，我就告诉中国驻美国办事处，那时还不是大使馆。他们当时看着我说：“什么？你们就告诉他们不能那么做！”我说：“我们是行政机构，我们无法指挥法院怎么做。”他们说：“这不可能，你们不能控制法庭吗？”我说：“不能。因为他们和我们权力相当。”所以对中国人来说，理解美国政府真的是由三个不同的部分组成这个概念很难。
记者：您招待过很多中国领导人，对他们的印象如何？
欧伦斯：我的感觉是他们非常了解时事，准备非常充分，他们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来了解社会。事实上，和很多美国人认为的恰恰相反，他们对社会内部民众的不满很敏感，他们会试图了解民众到底哪里不满意，为什么不满意，然后会试图改正。
记者：你认为中国政府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欧伦斯：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环境问题，包括缺水、水污染和大气污染，这些你每天都要面对，所以必须在近期内解决。
另外还有经济改革，我们已经见证了中国34年的经济发展奇迹，但我们现在看到这种由投资和出口带动的经济模式已经快走到末路。所以中国需要进行经济改革，才能保持经济继续高速增长，以满足就业需求和财富增长需求。但问题是有些人的经济利益会因此受损，而这些人中有些掌握着经济大权，所以中国领导人该如何找到平衡点是一个难题。
当然，腐败也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你怎么来解决中国从上到下的腐败？从村到县，到省，再到中央。你从哪里着手？你怎么能既保证稳定又惩罚分明？在美国，我们通过宪法和自由媒体来打击腐败问题。中国可以这样做吗？
欧伦斯在访谈中提到，有一次，有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朋友在和他熟悉了以后跟他开诚布公地说了一句话，而正是这句话让他意识到什么是对美中关系的最大威胁。
“我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会长欧伦斯。”现年63岁、说着一口地道中文的欧伦斯出生于纽约，但他在中国呆的时间却不比美国短。欧伦斯回忆起自己1979年头一次去中国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欧伦斯回忆道:“我仍然记得1979年10月19号，那时我第一次去北京。我住在北京饭店。第二天早晨，我的窗户正对长安街，我听到很多很多铃声，我心想，‘哦，一定是节日游行，这一定是游行的铃声！’我拉开窗帘，却看到无数的自行车。骑车人都在按响他们的车铃。我记得我都看呆了。长安街上每一条车道，我记得当时好像一共有三条车道，都挤满了自行车。那个景象太壮观了，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那个画面，还有在那个美丽的10月份的清晨起床时听到的铃声。”
欧伦斯担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会长已经快八年，这期间委员会接待过习近平、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国领导人，并且举办了双轨经济对话、中美法律及人权对话、公共知识分子项目、青年领袖论坛、中美优秀学生交流项目等不同规格的数百个活动和项目。
记者：您当会长的八年来感受到哪些美中关系的变化？
欧伦斯：我常常希望美中关系能有更多变化。现在的美中关系的变化无法反映出发生在中国和美国的巨大的变化。我最大的希望是中国和美国能找到更多的合作方式。
记者：您对美中两国的价值体系和思维都非常了解，您觉得美国政府无法理解中国政府的哪些理念？
欧伦斯：我的年龄和中国领导人的年龄相当，虽然我生命中有大概一半时间在中国度过，中国领导人的经历和我的经历还是大不相同。我认为，一个人的价值体系和制定决策的思维在你童年和青年时就已经形成了。对我政治经历影响最大的是越南战争，我由此坚决反对美国参加各种战争。这也决定了我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认知和想法。如果以此类推，对中国领导人影响最大的则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那场浩劫不仅对整个社会也对经历其中的个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拿习近平主席来说，在他父亲被毛主席整肃前，他的生活条件很好，但他后来被送下乡。这种经历一定对他现在考虑如何治理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如果我来做内部维稳的决定时，当然我也希望社会内部稳定，但我可能不会惧怕一定程度的变革，但由于习近平主席和其他中国领导人经历过文革这样的浩劫，他们可能比我更惧怕变革。美国人和美国政府不明白这点。
记者：中国政府又无法理解美国政府的哪些理念呢？
欧伦斯：对于在中国长大的人来说，他们很难理解美国政府中的三权分立。我们有司法机构、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三者分离却平等。我记得我早年在美国国务院工作时接到联邦法庭的一个通知，说要截停一架中国货机。那时美中贸易中有些争端和赔款要求还没有解决。在美国，在争端未解决前，法院有权利扣押相关财产。当时有架货机正从中国飞往美国，我们害怕联邦政府会截停它，我就告诉中国驻美国办事处，那时还不是大使馆。他们当时看着我说：“什么？你们就告诉他们不能那么做！”我说：“我们是行政机构，我们无法指挥法院怎么做。”他们说：“这不可能，你们不能控制法庭吗？”我说：“不能。因为他们和我们权力相当。”所以对中国人来说，理解美国政府真的是由三个不同的部分组成这个概念很难。
记者：您招待过很多中国领导人，对他们的印象如何？
欧伦斯：我的感觉是他们非常了解时事，准备非常充分，他们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来了解社会。事实上，和很多美国人认为的恰恰相反，他们对社会内部民众的不满很敏感，他们会试图了解民众到底哪里不满意，为什么不满意，然后会试图改正。
记者：你认为中国政府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欧伦斯：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环境问题，包括缺水、水污染和大气污染，这些你每天都要面对，所以必须在近期内解决。
另外还有经济改革，我们已经见证了中国34年的经济发展奇迹，但我们现在看到这种由投资和出口带动的经济模式已经快走到末路。所以中国需要进行经济改革，才能保持经济继续高速增长，以满足就业需求和财富增长需求。但问题是有些人的经济利益会因此受损，而这些人中有些掌握着经济大权，所以中国领导人该如何找到平衡点是一个难题。
当然，腐败也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你怎么来解决中国从上到下的腐败？从村到县，到省，再到中央。你从哪里着手？你怎么能既保证稳定又惩罚分明？在美国，我们通过宪法和自由媒体来打击腐败问题。中国可以这样做吗？
欧伦斯在访谈中提到，有一次，有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朋友在和他熟悉了以后跟他开诚布公地说了一句话，而正是这句话让他意识到什么是对美中关系的最大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