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刑警组织1923年成立，是为了促进执法机构之间的合作，并在近年来变成打击犯罪的强大力量。
但近期对专制政权错误使用其警告系统的争议给这个组织作为全球执法合作不可缺少的工具的声誉蒙上了阴影。
司法部副部长摩纳哥（Lisa Monaco）星期一在司法部纪念国际刑警组织百岁诞辰的活动中称赞该组织应对新型全球威胁所发挥的作用，从恐怖主义到网络犯罪到人口贩运。
摩纳哥说，“过去100年来，国际刑警组织已经发展成应对每一个威胁 ，并因此增加了世界的安全。”
纪念活动在司法部著名的大厅举行，有管鼓乐队和当地一个警察局的仪仗队表演。
国际刑警组织高级官员以及管理国际刑警组织的美国国家中心局的司法部和国土安全部的高级官员们出席了活动。
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缉令，要求各国警察机构缉拿等待引渡的嫌疑犯。
该组织195个成员国都有权要求发布红色通缉令，只要符合规定。
国际刑警组织说，2016年成立的律师和警察工作组对所有红色通缉令以及被通缉人员的扩散通报（diffusion）进行了全面审议。扩散通报是一个成员国向其他成员国发出的警报。
此外，国际刑警组织还有一个独立的国际刑警组织档案控制委员会，负责把有争议的红色通缉令和其它警报从系统中移除。
这个组织主要由律师组成，提供对滥用的额外监督。
尽管该组织努力确保合乎规定，但俄罗斯和中国等国近年来被控为了政治目的而错误使用国际刑警组织的警报系统。
国际刑警组织秘书长斯托克（Jurgen Stock）在司法部的仪式上表示，该组织的审议系统“强劲”。
他说，“当屡次不合规出现时，就对那些成员国实施预防性和更正性的措施，保护我们渠道的正直。”
国际刑警组织数据显示，该组织驳回了大量不合规的要求。2021年，国际刑警组织发布了将近2万4千个红色通缉令和通缉对象的警报，拒绝了将近1300个不合规的要求。
摩纳哥赞扬了国际刑警组织增加检查警报要求和扩散通报，“确保国际刑警组织不被错误用来推进”专制政权的“跨国压迫”。
批评人士说，这未能阻止专制政权滥用这个系统。
被迫害的中国维吾尔少数族裔活动人士哈桑（Idris Hasan）2021年就因国际刑警组织应中国要求发布的红色通缉令在摩洛哥被捕。
虽然国际刑警组织在哈桑被捕后把这个红色通缉令列为“不合规”，但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在报告中写道，此案凸显“一个与非法治国家合作的国际警察组织容易滥用此类工具进行迫害的内在危险，与国际刑警组织的宪法不符。”
批评人士说，俄罗斯是另一个滥用国际刑警组织系统的国家。
俄罗斯近年来多次要求国际刑警组织对美国人权活动人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批评人士布劳德（Bill Browder）发布逮捕的红色通缉令。
布劳德2018年指称在西班牙因“俄罗斯的逮捕令”被捕，但国际刑警组织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她能够证实“没有对布劳德先生发布红色通缉令。”
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布罗蒙德（Ted Bromund）说，国际刑警组织的行动假设是成员国都诚信行事。
布罗蒙德在采访中说，“结果是，国际刑警组织将继续通过通缉令、扩散通报和其它机制做出很多滥用，”
布罗蒙德说，国际刑警组织的数据显示，审议工作组未能防止中国和俄罗斯等国要求有疑问的红色通缉令。
他说国际刑警组织档案控制委员会删除的通知数量继续是“历史性的高”。
他说，“如果通知和扩散通报工作组真能防止所有滥用，这个委员会就不该一直删除这么多的红色通缉令。”
国际刑警组织发言人碧灵顿（Rachael Billington）表示这两个数字不能相比。
碧灵顿在电邮中说，“工作组在评估一个红色通缉令是否合规时，会考虑当时的信息，”“如果有新的信息或在新信息出现时，就可以审议通缉令，如果不再被认为合规，就会被工作组取消，所有成员国会得到通知。”
中国和俄罗斯都否认滥用国际刑警组织。
除了据称的滥用红色通缉令除外，国际刑警组织继续在全球执法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其打击犯罪的作用几年来增长，因为罪犯们愈发跨国并在线运作。
国际刑警组织说，世界各地警察局每天查询其数据库超过2千万次，大约每秒250次。
评论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