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还都历历在目。
“我看到一个这么大的东西冲向我的右眼，我倒了下去，我想，天呐，我中弹了，我以为我就这么完了，” 印尼女记者维比·英达（Veby Mega Indah）对美国之音说。
9月29日下午，英达倒在香港湾仔一座天桥上，很多人试图安抚她的那混乱一幕让很多人记忆犹新。当时，她正为印尼《声音报》直播一场反政府示威活动， 突然被港警发射的疑似橡胶子弹击中右眼。
如今，她的右眼仍然缠着纱布。医生告诉她，那只眼睛永远无法再见光明。英达告诉美国之音，说这话时，一位医生哭了。
从雅加达赶赴香港照顾她的姐姐也哭了。 英达是兄弟姐妹中最小的。 她75岁的父亲也要来香港看她，但是被英达拦下了。
“他年纪大了，我不希望因为我的情况（影响他），”她说。“我知道如果见到我，他只会更心碎。我只是告诉他，我很好，我很好，情况有好转， 请不要担心。”
实际上，英达的情况不好。近三个月过去了，梦魇仍然缠绕着这位39岁的女记者。她正在接受心理治疗。
“出院大约一个星期后，我被确诊患上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 这让我的生活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她告诉美国之音。“我甚至不得不中断我的社交生活。 一些朋友想要让我振作起来，邀请我去参加圣诞派对，那是我最不想做的事。”
英达和律师一直要求香港警方提供肇事警员身份，以便提起民事诉讼。但是香港警务处投诉警察课始终以 “案件仍在调查中为由”拒绝正面回应。
“我的案子一直停滞不前，尽管我在光天化日之下，当着所有人的面被击中，也有确凿的证据，但案子就是推不动，”她说。
英达对美国之音说，投诉警察课其实就是警察自己调查自己，没有一个独立的机构来调查此事。目前，她已将案子告到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她说，警方仍用尽一切手段阻挠拖延，还强迫她二度去警署提供证词。
“我简直无法想象自己再踏进那个大门，”她情绪激动地说。
眼看六个月的提诉时限已经过去了一半，英达很焦虑。
“警察一直在不断地拖延，再拖延，”她说，“他们还搞得好像是我在拖延调查。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是受害人啊！我巴不得他们尽快解决。”
之所以站出来接受媒体访问，英达说，那是因为她看到香港警察的暴力并没有因为开枪打伤了一名记者而减少，反而在不断升级。如果她不发声，她觉得愧对于其他受害者。
她眼含泪光地说：“当我还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我意识到，天呐，受伤后能得到医疗，这简直是一种‘特权’；能有机会讨公道，这是一种‘特权’。这不应该是什么‘特权’，每个人都应该有这种机会……但是在当下的香港，这突然成了‘特权’，这是不对的。这让我觉得很震惊。”
香港警方星期四（12月19日）通过电子邮件回复了美国之音对英达一案的置评要求。
“请放心，香港警务处投诉警察课将按照既定程序公平、公正地调查这起事件，包括所有相关事项。与此同时，鉴于法定程序正在进行中，我们不会对案件发表任何评论，” 警务处公共关系科总警司郭嘉铨写道。
据香港示威者创建的“警察滥权实录资料库”统计，自6月初以来，警方使用催泪弹15972余发、橡胶子弹10010余发、海绵弹1863余发、布袋弹1999余发、实弹19余发。此外，警方逮捕的人数超过6022人，被控人数超过956人，而受惩罚警员的人数为零。
上星期，香港警方聘请的协助调查警察暴力指控的外国专家组集体辞职，理由是所谓的“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简称监警会）进行独立调查的权力有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