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西孟加拉邦加尔各答“老中国城”里的东安会馆，坐落在一幢殖民时期的英式老建筑里，门框上和楼顶精美的石雕以及大理石廊柱都彰显出这里曾经的辉煌，但门外的街道上却堆满了建筑废料和生活垃圾，乞丐和野狗在路旁眼巴巴地望着路人。负责照看会馆的李老伯打开大门，带我进去，“这里就是从前唐人街的核心地区了。”
会馆的一楼大厅里空空荡荡，一副家徒四壁的模样。二楼也只有一张长桌，十几把塑料椅子，隔间里供奉着关公像，墙上挂着中国年历。“已经没有什么人来这里了，”李老伯说，“也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会有一些老华人在这里聚聚餐，年轻人都走了，很多人移民去了加拿大。”
李老伯今年62岁，是第三代移民，老家在深圳宝安，家里是做烟花爆竹生意的，两个儿子都去了台湾读书，毕业后留在了那里，娶妻生子，“他们都不愿意回来印度，这里卫生条件太差了，生活也艰苦，年轻人都不愿意回来，现在，这里只剩下一些老人家。春节？春节他们也不回来，都是我们老两口去台湾看他们。”
李老伯的描述印证了我在附近几条街道看到的中国城的凄凉。在为数不多的几家带有中文招牌的店铺中，孙逸仙路上的“宝兴餐馆”大门紧闭，另一条街上的“宝昌金铺”已经改换门庭，卖起了酱油、麻油等中式调料，曾经以鲁迅命名的街道也已改成了印度街名，就像其他很多被印度人接手后改变了名称的店铺一样。
加尔各答华人简史
根据“宝昌金铺”李老板（Dominic Lee）的说法，最早来到加尔各答的华人是一位随英国商船而来、名叫杨太钊的福建人，时间是1778年。他后来又从老家带来100多个乡亲，在加尔各答开起了制糖厂，为英国人提供食糖。加尔各答的华人都称这位先人为“大伯公”或“阿钊”（Atchew），并认定最早的中国城应该由大伯公那个时候开始算起，距今应该有230多年了。阿钊去世后，糖厂所在的那片地区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为阿奇普尔（Atchipur）。
阿钊去世后20年，糖厂被拍卖，华人制糖业成为历史。而随后一波又一波以商人和技工为主的华人开始在加尔各答站稳脚跟。广东人带来木工技术，客家人主要从事皮革业和制鞋业，湖北人从事洗牙、安牙行当，而这些行业大多是印度人因宗教原因而不愿从事的“低种姓职业”，他们服务的对象也以英国人为主。
此后，英国人在大吉岭和阿萨姆兴建茶叶种植园，又从中国吸引来一些劳工；鸦片贸易中也不乏在东印度公司商船上服务的华人掮客和船工，加尔各答是鸦片输往中国的集散地，一些华人在参与走私的过程中落脚于此；清末民初，中国大乱，沿海民众纷纷下南洋讨生活，跑得更远的一批人来到印度，加尔各答也迎来了新一代来自中国的难民。
到上个世纪中叶，加尔各答的老中国城遍布华人餐厅、商铺、鸦片馆、药店、赌场等生意。在印度独立前后的那段时间，殖民政府和印度新政府都自顾不暇，中国城就像一个“国中国”，基本上处于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状态。不过，尽管在这一时期，加尔各答的华人并没有感受到来自印度人的歧视，但是，也没有多少人愿意长久留在印度。华人在这里建立同乡会所、寺庙、中文学校，希望下一代接受中国传统教育，以便将来回到中国生活。
这一切都因1962年的中印战争而打乱。战争前夕，一小部分嗅觉敏锐的华人率先逃至他国避难。战争爆发后，华人一夜之间成为众矢之的，很多华人被印度政府抓进位于印度西北沙漠地区的集中营。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战争之后被中国政府派船接回国去，更多的人选择移民到新加坡、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华人社区从此凋零，整个印度也就仅剩加尔各答一地还有中国城，而加尔各答的华人数量也由1962年之前的6万人下降到如今的3000多人。
成功转型
实际上，加尔各答还有一个较新的中国城，位于距离市区半小时车程以外的“城乡结合部”。说其“较新”，它其实也有100来年的历史了。这里曾是一片沼泽地，周围聚集着众多的贫民窟，加尔各答政府将这块地批给客家人，让他们在这里从事臭气熏天、污染严重的制革业。
如今，这里的华人制革厂大多已经关闭，整个社区成功转型为中餐馆集中的“美食村”。夜幕降临后，加尔各答的上等印度人纷纷驾车来到这里，享受比较正宗的中国美食。带有“北京饭店”、“碧宝思（Big Boss）”、“新发”等中文字样的霓虹招牌格外耀眼，北京烤鸭、回锅肉、红烧豆腐、豆豉鱼等经典菜目随时提供。
第二代华人移民吴先生今年56岁，“我父亲是梅县客家人，娶了两个老婆，生了6个儿子6个女儿，”他指着客厅正墙上挂着的一父两母的照片，笑着说，“我也生了三个儿子，现在都去了加拿大，不回来喽。”
吴先生一家从事的是客家人在印度的专门行业 —— 制革业，兄弟几个各有厂房，如今大多关闭。吴先生带我参观了他弟弟拥有的、社区里仅存的一个制革车间，大致介绍了牛皮制革的过程。他自己的厂房租给了一个来自中国的家具商，“我几年前就退休了，现在就是帮兄弟们看看厂房，收收租金。”
这块被称为塔坝中国城的地区现在还有200来户华人家庭，有中文学校、一座道观、一家印度唯一的油印中文报纸、佛光山禅净中心等。加尔各答的城市化发展正在向这个城乡结合部地区推进，周围不远处已经建起两座高档酒店，其中一家是万豪豪华国际酒店。吴先生乐观地表示：“等过两年政府来这里征地，我家这些厂房怎么也得值1000万卢比吧？”
茶项目
东安会馆背后的四邑会馆二楼是加尔各答老中国城的观音庙，我在这里遇见了一位年轻的印度姑娘。她说，自己小时候在这一片街区长大，后来全家搬去了新德里。听说老中国城一带的建筑将要推倒重建，这次特意赶回来，拍一些照片，算是为自己的少年时光留一份纪念。
老中国城一带确实正在大兴土木，不过，像观音庙、东安会馆这样的建筑并不在将被推倒重建的范围之内。由印度国家艺术与文化遗产基金会（Indian National Trust for Art and Cultural Heritage）和新加坡BuzzMeida公司合作开展的一个城市复兴建设项目于2015年年底悄然开启，而这个被称作“茶项目”（The Cha Project）的核心计划就是重振中国城的经济。
BuzzzMedia 的负责人博米克（Rinkoo Bhowmik）向印度媒体表示：“这个项目将会从新加坡的城市规划经验中得到很多值得借鉴的东西。” BuzzzMedia公司的几个主要董事都是生于加尔各答中国城的华人，现在都已入籍新加坡，不过，他们对这个自己曾经生活过的社区有着深厚的感情。项目中的主要元素将包括一条中华美食街、华人特色商品一条街、一个华人文化中心、茶馆、餐厅，还将恢复停办多年的“培梅中文学校”，以迎合加尔各答印度人中近年来兴起的学中文热潮。
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的崛起，以及中印之间经贸关系变得更加频繁，加尔各答老中国城里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元素。宝昌金铺里增加了来自中国的食品和调料，越来越多常驻加尔各答的中国公司员工成为这里的顾客；附近鞋店一条街的货架上，从中国进口的旅游鞋琳琅满目；东安会馆外面的大街上，OPPO手机专卖店的招牌夺人眼目。
加尔各答的印度作家苟石（Amitav Ghosh）在他的博客中写道：“这个城市为赶走了她的印度华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如果华人社区没有凋零，它在几十年前就已带来大量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投资，那种印度当前领导人热切盼望的投资。幸运的是，这个城市仍然拥有印度唯一的中国城，振兴这个中国城，将为加尔各答带来更多的游客和更大的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