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力于维护全球中文作家言论和写作自由的“独立中文笔会”周五(11月15日)分别授予人在狱中的中国人权律师丁家喜和维权人士张海涛“第15届刘晓波写作勇气奖”。独立中文笔会秘书长张裕表示,颁奖不仅是给予两人精神鼓舞,更要呼吁外界持续关注他们身陷囹圄的困境。
本届“自由写作奖”则是颁发给住在北京的独立记者高瑜,尽管她长期遭受中共全面断网和严密监控,依然勇敢坚持发声,展现出无畏的写作精神。
今年的获奖名单,周五凌晨在独立中文笔会官网公布。
“刘晓波写作勇气奖”表彰丁家喜、张海涛为群众发声
旅居瑞典斯德哥尔摩的笔会秘书长张裕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指出,丁家喜2012年就因与律师许志永等人发表致习近平等中共高层领导人公开信,发起联署要求部长级以上官员率先公布财产,而在来年被依“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刑三年半。
2019年末,他又因与其他律师在厦门聚会,讨论时政和中国未来被捕,被依“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重判12年;他在判决前以《专制必亡》为题,发表法庭陈述,并有狱中家书等传出。
现年53岁的张海涛自2009年起积极投身维权事业,并呼吁中国实现司法公正。2016年,他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情报罪”被合并判刑19年。
张裕说,“刘晓波写作勇气奖”源自2005年创设的“狱中作家奖”,一方面是精神鼓舞,另一方面,也是通过家属帮忙,将奖金打进获奖者在监狱的账户。尽管金额仅为1,000美元,但希望能略微改善他们在狱中的生活条件。
罗胜春:感谢外界关切丁家喜现况
律师丁家喜的妻子罗胜春目前居住在美国。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对外界至今仍关切丁家喜的处境感到非常感动。
罗胜春提到,按照她对丈夫的了解,丁家喜若得知自己获奖,可能会谦虚地表示“名不符实”。她透露,丁家喜有许多未发表的手稿,目前由她代为保管。然而,她也相信,丁家喜一定会对外界的关注深表感激。
但罗胜春坦言,她最担忧的是,可能无法将获奖的消息传递给狱中的丈夫。几年来,丁家喜仅被允许与姐姐和她本人进行书信交流,其他亲友寄来的信件或明信片均被退回。如果在信中提及获奖的消息,恐怕也会被审查拦截。
罗胜春说:“我要是写了(告知得奖)这些东西,他们(狱方)就会把我的信扣下来,现在他的信发给我也是经过好几道关去检查,所以我一般都写的都是不涉及任何机构、人物,或者是从来不讲具体的东西,他们挑不出毛病才能到达他那里。”
罗胜春表示,丁家喜目前在狱中的处境依然非常艰难。尽管狱方声称监舍内仅关押六、七人,空间相对宽敞,但放风时间极为有限,四季难见阳光,这种环境十分不人道。对此,她多次争取改善,却始终被敷衍为“上面的规定,无法更改”。
她还提到,狱方严格限制丁家喜阅读书籍和使用纸笔,这让他倍感压抑。书信往返是他在狱中唯一的精神慰藉,但每次收到丁家喜的来信时,信纸上都用极小的字体密密麻麻写满两面,这让人不难想象他在狱中资源的极度匮乏。
此外,由于丁家喜在被捕初期经历了长达六个月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每两天仅折抵一天刑期,他预计要到2032年3月2日才能刑满释放。
张海涛遭单独监禁、禁止会见 处境堪虑
相形之下,张海涛的处境更为堪虑。
据《维权网》9月报道,张海涛被关押在新疆的沙雅监狱,在去年与其胞姊的视频会见时,已经“面色苍白,皮包骨头,完全失去了原有的样貌”。
直到现在,他仍被单独关押在一间四面封闭、仅留一个小窗口的囚室中,与家人通话、写信均被限制,不允许消费,也不准家属探视。
独立中文笔会秘书长张裕表示,自该组织成立以来,包括刘晓波在内,已有三名会员非病逝狱中,就是在刚获释不久后去世。以张海涛目前的处境来看,人们不禁担忧他能否撑到2033年刑满释放的日子。
张裕告诉美国之音:“所以我们很担心,像这样一些(被判)重刑的,张海涛虽然年轻一点,但是那个监狱待遇很差,他们采用一些非人道对待的话,生命就会有危险。”
高瑜获“自由写作奖”感叹:自由与写作是宿命
周五同时颁发的“第22届自由写作奖”获奖人则是中国知名独立作家高瑜。
张裕对美国之音表示,高瑜身身处北京高压环境,却在大多数声音都被压制的情况下仍坚持写作发声,其贡献就算不说“独一无二”,也少有人能企及。
张裕说:“像这样的勇气是少有的,她实际上原来的工作是搞外宣的(中新社记者),但是她坚持了新闻自由,应该突破对新闻自由箝制的先驱。”
高瑜曾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因奋不顾身投入天安门民主运动,而沦为第一个阶下囚,此后在1994年和2014年又先后两次被控泄密,遭判刑监禁,最近一次直到2019年刑满获释。
为了阻止高瑜对外发声和评论时政,中共早已封禁她的社交软件微信。从今年8月底开始,她家中的座机、宽带和手机号码也被全面切断。然而,即便必须依靠邻居或餐馆的网络,她仍坚持在社媒平台X上持续发声。
对于此次获奖,高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除了衷心感谢外,她也为独立中文笔会扩大领域,将奖项颁发给像她这样专注新闻写作的记者而感到欣慰。然而,她也感慨地指出,自己的获奖再次折射出中国对新闻自由的严厉打压。
高瑜说:“中国这是怎么搞的,对于文学家也要求是当螺丝钉,若作为记者就纯粹是宣传工具,现在网络上给了记者一个很难听的名字叫肉喇叭,你有血有肉,但是必须当一座喇叭,做宣传,我就是在这种境况下得到这个奖。”
回首过往,今年80岁的高瑜说,也许她的宿命,终究是自由和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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