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力于维护全球中文作家言论和写作自由的“独立中文笔会”周五(11月15日)分别授予人在狱中的中国人权律师丁家喜和维权人士张海涛“第15届刘晓波写作勇气奖”。独立中文笔会前秘书长、狱自委协调人张裕表示，颁奖不仅是给予两人精神鼓舞，更要呼吁外界持续关注他们身陷囹圄的困境。
本届“自由写作奖”则是颁发给住在北京的独立记者高瑜，尽管她长期遭受中共全面断网和严密监控，依然勇敢坚持发声，展现出无畏的写作精神。
今年的获奖名单，周五凌晨在独立中文笔会官网公布。
“刘晓波写作勇气奖”表彰丁家喜、张海涛为群众发声
旅居瑞典斯德哥尔摩的笔会前秘书长张裕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指出，丁家喜2012年就因与律师许志永等人发表致习近平等中共高层领导人公开信，发起联署要求部长级以上官员率先公布财产，而在来年被依“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刑三年半。
2019年末，他又因与其他律师在厦门聚会，讨论时政和中国未来被捕，被依“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重判12年；他在判决前以《专制必亡》为题，发表法庭陈述，并有狱中家书等传出。
现年53岁的张海涛自2009年起积极投身维权事业，并呼吁中国实现司法公正。2016年，他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情报罪”被合并判刑19年。
张裕说，“刘晓波写作勇气奖”源自2005年创设的“狱中作家奖”，一方面是精神鼓舞，另一方面，也是通过家属帮忙，将奖金打进获奖者在监狱的账户。尽管金额仅为1,000美元，但希望能略微改善他们在狱中的生活条件。
罗胜春：感谢外界关切丁家喜现况
律师丁家喜的妻子罗胜春目前居住在美国。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对外界至今仍关切丁家喜的处境感到非常感动。
罗胜春提到，按照她对丈夫的了解，丁家喜若得知自己获奖，可能会谦虚地表示“名不符实”。她透露，丁家喜有许多未发表的手稿，目前由她代为保管。然而，她也相信，丁家喜一定会对外界的关注深表感激。
但罗胜春坦言，她最担忧的是，可能无法将获奖的消息传递给狱中的丈夫。几年来，丁家喜仅被允许与姐姐和她本人进行书信交流，其他亲友寄来的信件或明信片均被退回。如果在信中提及获奖的消息，恐怕也会被审查拦截。
罗胜春说：“我要是写了(告知得奖)这些东西，他们(狱方)就会把我的信扣下来，现在他的信发给我也是经过好几道关去检查，所以我一般都写的都是不涉及任何机构、人物，或者是从来不讲具体的东西，他们挑不出毛病才能到达他那里。”
罗胜春表示，丁家喜目前在狱中的处境依然非常艰难。尽管狱方声称监舍内仅关押六、七人，空间相对宽敞，但放风时间极为有限，四季难见阳光，这种环境十分不人道。对此，她多次争取改善，却始终被敷衍为“上面的规定，无法更改”。
她还提到，狱方严格限制丁家喜阅读书籍和使用纸笔，这让他倍感压抑。书信往返是他在狱中唯一的精神慰藉，但每次收到丁家喜的来信时，信纸上都用极小的字体密密麻麻写满两面，这让人不难想象他在狱中资源的极度匮乏。
此外，由于丁家喜在被捕初期经历了长达六个月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每两天仅折抵一天刑期，他预计要到2032年3月2日才能刑满释放。
张海涛遭单独监禁、禁止会见 处境堪虑
相形之下，张海涛的处境更为堪虑。
据《维权网》9月报道，张海涛被关押在新疆的沙雅监狱，在去年与其胞姊的视频会见时，已经“面色苍白，皮包骨头，完全失去了原有的样貌”。
直到现在，他仍被单独关押在一间四面封闭、仅留一个小窗口的囚室中，与家人通话、写信均被限制，不允许消费，也不准家属探视。
独立中文笔会的张裕表示，自该组织成立以来，包括刘晓波在内，已有三名会员非病逝狱中，就是在刚获释不久后去世。以张海涛目前的处境来看，人们不禁担忧他能否撑到2033年刑满释放的日子。
张裕告诉美国之音：“所以我们很担心，像这样一些(被判)重刑的，张海涛虽然年轻一点，但是那个监狱待遇很差，他们采用一些非人道对待的话，生命就会有危险。”
高瑜获“自由写作奖”感叹:自由与写作是宿命
周五同时颁发的“第22届自由写作奖”获奖人则是中国知名独立作家高瑜。
张裕对美国之音表示，高瑜身身处北京高压环境，却在大多数声音都被压制的情况下仍坚持写作发声，其贡献就算不说“独一无二”，也少有人能企及。
张裕说：“像这样的勇气是少有的，她实际上原来的工作是搞外宣的(中新社记者)，但是她坚持了新闻自由，应该突破对新闻自由箝制的先驱。”
高瑜曾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因奋不顾身投入天安门民主运动，而沦为第一个阶下囚，此后在1994年和2014年又先后两次被控泄密，遭判刑监禁，最近一次直到2019年刑满获释。
为了阻止高瑜对外发声和评论时政，中共早已封禁她的社交软件微信。从今年8月底开始，她家中的座机、宽带和手机号码也被全面切断。然而，即便必须依靠邻居或餐馆的网络，她仍坚持在社媒平台X上持续发声。
对于此次获奖，高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除了衷心感谢外，她也为独立中文笔会扩大领域，将奖项颁发给像她这样专注新闻写作的记者而感到欣慰。然而，她也感慨地指出，自己的获奖再次折射出中国对新闻自由的严厉打压。
高瑜说:“中国这是怎么搞的，对于文学家也要求是当螺丝钉，若作为记者就纯粹是宣传工具，现在网络上给了记者一个很难听的名字叫肉喇叭，你有血有肉，但是必须当一座喇叭，做宣传，我就是在这种境况下得到这个奖。”
回首过往，今年80岁的高瑜说，也许她的宿命，终究是自由和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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