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全球紧张应对新冠疫情的时候，中国却利用这场危机美化自己的国际形象。最新调查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开始后，中国试图操控外国媒体，使这些国家在报道时对中国更友好。
这份由国际记者联盟在5月12日发布的报告对新冠大流行开始后中国在全球媒体的传播程度进行了调查，调查对象是50个国家和地区的54个记者工会。
这份题为《COVID-19故事：揭开中国全球策略的面具》报告发现，有76%的受调查国家和地区认为中国的影响力明显存在其媒体生态系统中，这个比例比去年增长了12%。56%的受调查国家和地区反映，它们对中国的报道自疫情爆发以来转趋正面。如果以1到10为量表，1代表最负面的报道，10代表最正面的报道，欧洲地区对中国的报道最正面，为6.3；北美则是报道中国最负面的地区，为3.5。
国际记者联盟副秘书长迪尔（Jeremy Dear）对美国之音说，过去一年来，中国当局成功地利用新冠病毒的报道，在部分国家塑造一个更为正面的形象。
在对媒体的影响方面，报告说，中国对当地媒体提供支持和培训，以换取积极报道。其手段包括赞助各国记者到中国旅行丶签订内容共享协议丶以及增加对出版平台的控制权。有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任职的媒体与中国机构签订谅解备忘录（MOUs）。不过部分受访者表示，其任职媒体与中国签订媒体合作MOU的谈判因为疫情导致的旅游禁令而停滞。
中国还利用对自己有利、被扭曲的事实来冲淡和掩盖对其不利的新闻报道。报告称，“有将近五分之一的国家表示，中国驻该国的大使或使馆会评论当地媒体的报道内容。”
一位意大利记者在受访时说：“随着新冠大流行开始蔓延，北京利用其环球媒体基建，在全国性媒体散播对中国的正面论述，同时动用散播虚假信息等更新颖的策略。”
有超过80%的受访国家和地区对虚假信息表示担忧。
在对国家的影响方面，报告指出，中国把对外宣传工作和“疫苗外交”结合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投资项目中，以换取受惠国在国际上对中国的支持和赞扬。
一些专家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在全世界的形象美化工程并不是新鲜事。
玛利亚·列普尼科娃（Maria Repnikova）是美国乔治亚州立大学的政治学副教授，她专门研究非民主国家的传媒和政治。她在给美国之音的电邮中说：“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努力树立其积极形象，以增强其全球声誉和吸引力。其中一些是针对西方的叙述，但有些更多的是讲述中国的故事。这不是什么新鲜事，早从2000年代初就开始了。”
美国学者、前五角大楼情报分析师丹·盖瑞特（Dan Garrett）告诉美国之音，北京当前的外宣活动目的是要诋毁西方媒体，把西方媒体描述为有偏见的、种族主义和反华的。
“一方面，每当危机发生时，一个政府就会动用整个媒体机构，以及国家安全情报机构来应对危机。因此，新冠疫情对于中国来说，既是一场危机，也是一个机会，利用新冠外交、疫苗外交、防护服外交以及与新冠大流行相关的其他类型外交来提升其形象。另一方面。因为北京也认为，这是一场与美国和西方的舆论战，涉及谁该为这场大流行的起源、疫情的蔓延和加剧负责。从北京的角度来看，新冠危机，一场全球危机，是推崇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优于西方民主、普世价值和自由制度等制度的契机。因此，中国有一个庞大的全球媒体机构，长期以来已经投入了数十亿美元，现在，很自然的，一旦发生危机，他们就试图激活它来帮助其形象，并在其他地方散播他们的意见。”盖瑞特说。
不过，并不是所有专家都认为这样的宣传攻势取得了成效。美国智库对外关系委员会东南亚研究员约书亚·科兰兹克（Joshua Kurlantzick）说：
“我认为中国是全球言论自由整体恶化的一个因素。我认为在中国国内肯定存在着巨大的恶化，外国记者被驱逐，几乎所有类型的独立媒体遭到镇压。中国在向一些国家出口互联网控制模式方面可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包括一些东南亚和其它可能限制言论自由的国家。另一个是中国接管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许多中文媒体，这些渠道在压制言论自由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想中国官方媒体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其实我认为在这一点上，除了新华社以外，中国官方媒体并不是非常有效，但是未来他们可能会变得更加有效，给正确的信息传播搅混水。”
报告指出，中国官媒在一些国家受到了抵制。美国对包括新华社在内的5家中国媒体的记者签证设置上限。今年二月，英国吊销了CGTN广播执照。随后，德国也停播了CGTN。澳大利亚的公共广播机构SBS也因接到投诉而叫停了CGTN的日播节目。
作为对各国一系列动作的回应，北京试图限制外国媒体进入中国境内，外国记者被拒签或被驱逐出境。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1日在北京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世界本来就是丰富和多元的，在媒体领域，不应只有CNN和BBC，各国都应该有自己的声音。”
科兰兹克对此进行了反驳。他说：“如果有些声音不是自由独立的，或者媒体积极传播虚假信息，我认为这不会有利于新闻和更好的新闻环境。 ”
